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选取206名彝族为调查对象,探索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增强各族群国家认同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体态势良好,国家认同略高于族群认同,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母族别等客观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而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汉语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现代背景下帕西傣的族群认同研究

传统社会中,族群认同主要体现为本族与邻近族群互动过程中排斥与接纳的边界建构结果;而在现代背景下,传统的控制日益变得薄弱,日常生活不但受到来自地方性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性浪潮影响。国家民族识别对族群的重构、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都使族群面临着多样性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也体现出新的特征,以帕西傣作为研究对象来对这些新的特征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以往的研究有些模糊.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而民族(族群)认同的实质在于文化认同.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特性几方面可以论证.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价值方面存在关联性.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方面存在包含关系.     

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族群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社会分类,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与文化反应,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文化分析的维度,分析族群认同的社会特性以及在社会互动与民族-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对两种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探讨如何在承认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协调社会成员多重身份认同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笑群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解析

多族群关系的融合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是在现实中,少数族群却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用文化认同的理念解析多族群的国家民族认同观,通过唤醒、消弭、构建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     

论"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首先解析了西方学者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接着展示了中外学者对“族群”概念的各种解说,明晰了其学术及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关联在一起的现实意义,初步彰显了学术研究中固有的政治倾向性。     

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之于客籍学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必然要求。从客家研究肇端,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族群的建立和认同依赖客籍学者,客家族群认同的书写演绎和领域拓展,巩固和提升了客家学学者的学术地位。客籍身份的功利应该超越地方记忆和族群认同的契约,才能呈现出非契约性的一面。剥除客家村落聚居的村落单位机制和族群认同的学术藩篱,客家研究方能出现崭新的面貌。     

跨国民族劳务输出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龙井市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韩国为例

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劳务输出在谋生空间上的跨国延伸,导致了S屯朝鲜族对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强化了跨国族群间彼此不同的国家认同,一方面反而弱化了原有的族群认同意识。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对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族群关系敏感与族群政治盛行的马来西亚,华人一直是受到歧视和打压的对象。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影响马华族群关系发展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整合的关键因素。与马来西亚独立前华人的认同相对比,致使华人在独立后的身份认同发生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族群政治的曲折走向使华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呈现出从冲突对抗到缓和调谐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温和的族群政治整合方式建构了华人多重认同之间的张力。     

族群认同的＂多元性＂——以南岭民族走廊瑶族为例

＂族群＂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任何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族群共生和繁衍历史,并且都离不开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族群认同是族群意识的基本构成,也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族群认同在族群内外的和谐关系构建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和研究＂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对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记忆中的花山节与苗族族群认同

苗族花山节的起源传说和参与花山节的现实体验激起人们对族群的原生认同。族群通过强调某些记忆或赋予记忆褒贬色彩来增强凝聚力,构建或维系成员对族群的归属感和族群对成员的认同。     

泰国曼谷的客家神庙与客家族群认同探析

泰国客家总会下辖六座神庙,分别为汉王庙、三奶夫人庙、关帝庙、本头公庙、吕帝庙和南海观音庙。曼谷客家族群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均与这六座神庙有着深刻的关联。其精英群体通过神庙事务的作用与神庙产生互动关系,而普通大众则通过对神祗信仰的情感体验与神庙产生互惠关系。精英与神庙间的互动关系以书写文献的方式得到体现并形成集体记忆,大众与神庙间的互惠关系则以具体的行动实践表达族群认同。集体记忆与行动实践造成了族群认同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曼谷客家族群的认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精英为主体的,接近"工具论"的族群认同方式;一种是以大众为主体的,接近"根基论"的族群认同方式。前者通过神庙事务的具体事件,对族群认同施加影响;后者则通过既得的宗教情感,对族群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边缘范围产生影响。故此,一个族群认同的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很可能通过两个或多个认同方式及渠道,达成一个族群整体的认同。     

彝族孤人支系族群认同与“僰人后裔”身份建构

20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后,分布在云南东南部的孤人被划入彝族。孤人集体记忆、语言、服饰有其文化独特性,在地方性的族群互动情境中建构孤人族群认同意识,并对彝族身份感到疑惑。民族识别后的50年,体现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使部分孤人已经接受彝族支系的身份认同。孤人在认同彝族与认同孤人之间表现出层次性和情境性。近年来,孤人被地方精英发明为"古代僰人后裔",孤人认同意识又得以强化。孤人的个案反映出国家族属认定、族群自我表述、社会变迁因素对族群认同建构的影响,可为今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支系族群与尚未识别族群提供参考。     

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路径探析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亟待整合。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借鉴美国等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新的整合路径,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权益,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对族群认同的建构机制探讨

民族优惠政策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族群认同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内核,是形成和凝聚一个族群的本质因素。由于族群认同具有"社会建构性",所以必然会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的外在影响。结合族群认同的"社会建构性"来分析我国民族优惠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分阶段地加以认识,在新形势新问题的背景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族群边界演变——以N寨“克木—傣”族群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傣族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使其成为塑造"克木—傣"族群边界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主导并推行的大规模社会变迁,使族群差异不再明显,固有的族群特征趋于模糊。"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活跃及政策照顾,使克木人的族群意识不断增强,并对族群边界进行了重新构建。"克木—傣"边界的演变事实说明:族群边界在民族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形成,不同力量对边界构建的参与,也使"克木—傣"边界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的特征。     

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

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族群研究理论已揭示出族群身份认同在族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今天云南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具有的稳定自我认同的族群历史过程,并非止步于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化。13世纪以降,随着国家力量的深入,洱海地区的白族知识精英对祖源的追溯,经历了从认祖于九隆到追祖于南京应天府的转变。与此同时,遵循着白人上层最初的九隆祖源,在白族准精英引领下的民间社会,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白"的认同。自清末民初起,白人认同内部的这一张力由于其上层集体身份意识向"白人"认同的回归而趋于消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之前,白族已经成为具有稳定自我认同的自觉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