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修正案（八）》之“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免除了未成年前科报告义务,是对现行刑法第一百条“前科报告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也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的规范性确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对外公开,弱化社会公众通过犯罪记录公开而对未成年人进行非规范性消极评价,在消除“犯罪标签”效应的同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灭，现有规定存在适用范围过小、主体不明确、程序模糊等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最终确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完善

前科消灭是指曾受过有罪判决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有罪或者罪及刑记录的制度。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建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普遍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是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的方式、消灭的条件、消灭的法律程序、法律效果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若干问题

中央政法委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概念的解读与理解，从研究审视域外资源和深入分析本土司法资源入手，提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立法构想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对策，以期引起对此问题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     

让失足未成年人看见曙光

不久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制定和颁布了《青岛市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对于决定封存其轻罪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其案件卷宗和相关资料将被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相关部门为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时．不记录其轻罪犯罪情况。继后，南开大学又在修改《本科学生学则》时加上了受处分的期限：“警告，三个月；严重警告，六个月；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在山东青岛举行

2010年6月24日，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山东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办公室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在山东青岛举行。人民法院报社总编倪寿明应邀出席论证会并发表致辞，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蒋明就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政策依据作了介绍，团省委、省检察院、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等预防办成员单位参加了论证会。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教学科研单位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应邀到会。     

信息窗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沪举行为期两天的少年司法改革与宽严相济——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沪落幕。与会专家对上海市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等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方面的积极探索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有必要进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的研究,以利于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信息窗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摘录)建立和完善依法从宽处理的审判制度与工作机制。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制度和机构设置,推行适合未成年人生理特点和心理特征的案件审理方式及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探索建立被告人附条件的认罪从轻处罚制度。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宜教不宜罚：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走向选择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但该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与诸多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存在冲突,加之受传统观念“标签效应”的渲染,直接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和未来走向。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特定环境的支持和配套制度的跟进,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该制度升格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召开

由人民法院报社、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承办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专家论证会今天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完善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是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所决定，不能对未成年犯罪实行严厉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和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是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我国作为缔约国必须遵守该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实际意义；财产刑对教育、改善未成年罪犯的作用有限，而且有悖于刑事法治公平正义原则，故而不宜对其适用财产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累犯、缓刑、犯罪报告义务的规定，是进一步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的体现，但仍有立法完善的余地。     

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检察监督

2019年底未成年人"两法"的修订,使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来,各地陆续出台不同的实施细则,已封存犯罪记录泄露事件多发,司法机关对封存标准的把握过于机械等问题显现。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加强相应的监督职能,由最高检牵头起草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封存实施细则,对泄漏已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追责,并对重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进行后续考察。     

刑法修正案（八）的减轻处罚幅度限制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减轻处罚只减一档的规定，使得未成年罪犯减轻处罚和成年罪犯一样只能在法定刑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这是一刀切地将对成年人处罚的刑法思维置于未成年人身上，这样的规定既不符合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一贯原则，也和修正案新增的多项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条款的立法旨意相悖，有必要加以修正和补充。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犯罪记录的负效应与功能限定

犯罪记录是关于犯罪人员犯罪信息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被司法机关宣告有罪或判处刑罚的客观犯罪事实,两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不是评价对象和评价结论的关系;前科消灭所消除的不是犯罪记录,而是前科再次受到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司法机关对犯罪记录制度进行了具体设计,但由于法律层面存在的缺陷,犯罪记录的正当功能难以发挥,反而扩大了前科的标签效应和株连效应.构建和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制度,应注重在犯罪记录查询的限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犯罪记录的隐私权保护等方面加以功能限定.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案评析

在国内，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初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在今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那么，在美国大法官的眼里又是怎样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呢？以下案例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从该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大法官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思路也秉承着从宽处理的原则，且更为严格和缜密。该案一直作为有说服力的判例不断被引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案例也可以作为国内研究和实务处理的参考。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解与适用

正【主题导引】为了进一步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对刑法中的涉性犯罪进行了规制。如强奸罪、猥亵罪等,进一步严密了刑事法网,强化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司法机关从严从重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决心。同时,修正案针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专门增加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这一新的罪名,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新刑事诉讼法设置未成年人专章的意义与遗憾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其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专章共十一个条文，初步构建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羁押未成年人的三分别制度（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公开审理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