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堂、四香阁与《胡编》

文士书斋有堂、屋、阁、居之号；斋主之作多选、集、编、录之名。先前以为建书斋、起斋号、研读撰著的都是文人学士。官员中即使有也多是办官亦文兼通文墨的“文官”，那些馋臣奸相贪官污吏是没这份雅兴也未必有这个本领的。近日翻书读报，得知唐朝著名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对书斋文化至为钟爱，而且还起有“偃月堂”、“四香阁”这样风雅别致的斋号。新近被揭露的当代贪官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有“文选”出版。足见自己见识的浅陋。中国的书斋文化源远流长，古代的现代的斋号之多足可编成一本砖头来厚的大书。文士名流的书斋号或以所寓之志…     

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上)

<正>一、家世与生平王襄,字纶阁,因1907年33岁时得王懿荣(1845一1900年)白作旅簋,故号簋室。关于王襄的字号斋名,他在《题簋室横额》中云:"吾家前庭,书斋两楹、厅事间,昔吾与两弟读书食息于斯。斋名以所藏古器物命之,殆将十数。若簋室,符斋,占龟轩云云者是。第斋名虽多,实则一斋一厅,岁时易其题额,聊咤富居而已。有欲循名求吾斋者,吾正告之日:‘是斋也,窗名户达,花木荣滋,惜构于无何有之乡,乃空中     

不厌斋

我喜欢孔老夫子的“学而不厌”这句名言，所以，我把我的书斋命名为“不厌斋”。我喜欢这书斋名，因为它寄托着我的情志。     

书斋命名拾趣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喜欢给自己的书屋居室命名 ,或言志 ,或自勉 ,或寄情 ,或明愿。唐人刘禹锡把自己书斋取名“陋室” ,与诸葛亮的“茅庐”、西汉文学家杨雄的“云亭”相提并论 ,表达自己安贫乐道之情志 ,保持节操之愿望。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的书房叫“老学庵” ,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之语铭斋 ,表示活到老 ,学到老 ,生命不息 ,耕读不止之愿。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傅的书房叫“七录斋” ,反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和方法。他所读的书一定要从头到尾抄录一遍 ,抄完后朗读几次 ,记熟了烧掉 ,接着又抄 ,又读 ,又烧 ,反复六七次 ,直到熟记于心。清代…     

三晋名人书斋杂说

三晋名人书斋杂说文／奚川古之名流雅士大都建有一方书斋，并为之起有多色各样的雅号，以言志寄情、励行明节。有些书斋号的由来还有着有趣的故事和传说，一些前贤名哲的书斋保留至今，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今天，随着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学者文...     

梁启超故居

<正>梁启超(1873～1929),宇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其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位于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是颇具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小洋楼。其故居建于1914年,共两层,有地下室,顶层带阁楼。造型别致典雅。楼下是过厅、小书房、客厅和起居室;楼上是书斋,称饮冰室,并有图书室和浴室。1924年梁启超又在寓所左侧建起一座书斋,遂将饮冰室斋名专用于此楼。     

孟繁水和他的《千龙图》

“龙”文化对于农工党员孟繁水先生来说,似乎是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孟繁水先生尤其爱书写“龙”,从青年时代就对“龙”文化艺术情有独钟,其书斋亦称为“爱龙斋”。在孟先生的书法生涯中,让他深感自豪的是其精心创作的百米长卷《千龙图》。在2001年举国上下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日子里,作为一位书法家,他以满腔爱国热情,用书写“龙”字,与全国人民一道,争取29届奥运会在龙的故乡———中国举办,实现亿万龙的传人的百年梦想。经过长期的积累,两个多月的艰辛昼夜付出,一幅长达106米、高80厘米的书法长卷《千龙图》终于铸成。这幅长卷气势…     

马克思文化批判方式的重大转变及其动因分析

晚年马克思以高度的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顺应革命形势的新要求，实现了文化批判方式的重大转变，即从“一直向前冲”到“退回书斋”。这一转变具体体现在：一是将之前的“投身工人运动为主＋退回书斋为辅”的文化批判方式调整转变为“退回书斋为主＋投身工人运动为辅”的文化批判方式；二是将学术视角由“钻研经济”为主的经济学研究调整转变为钻研“历史资料”为主的人类学研究。而究其具体动因主要有三：一是为《资本论》的后续写作计划“备料打桩”；二是为东方社会革命寻找具体道路；三是打造世界历史理论，丰富唯物史观。     

水盂

人们对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十分熟悉，但对“文房第五宝”——水盂就不一定熟稔。提出“文房第五宝”的是上海著名水盂收藏家、室名大王陈玉堂先生。他在《藏盂小志》中写道：“试叩问之，若无盂盛以水，岂能染墨濡笔，挥毫于缣素耶？”他认为水盂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斋主相对，文房中是不能少此“第五宝”的。     

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青年文化前瞻

青年文化时下有关文化的名目犹如过江之鲫.这不难理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伸缩性极大的概念,由着热衷者说短道长.既然文化有格调、民族和时代等诸如此类的差别,当然就会有雅文化与俗文化、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等诸如此类的称谓.如果从人类代际关系着眼,则有老年文化、中年文化和青年文化一说.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谨防华容遗风

<正> 某地一位纪检干部,根据群众举报,带人去一家单位调查一名领导人员受贿、索贿之劣迹.然而他去到那里之后,发现此人竟是当年曾对他有过恩、给过他好处的故友于是,他除了不顾党纪政纪说明来意,嘻嘻哈哈中还以“老兄”称谓.回去后竟以“事实不尽属实”为由,向组织上作了一番足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汇报.     

“酒文化”批判

“酒文化”批判陈有芳冠以“文化”称谓的，本是那些源远流长，对后世极具影响的东西．比如“民族文化”、“燕赵文化”、“闽越文化”等等，但时下“文化”之多，却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连“厕所”也有了“文化”。一些不良习俗，被戴上“文化”头衔后，出尽了风头，单说那...     

古今盗贼称谓之差异

古今盗贼称谓差异极大：古之“盗”，多谓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中国古代，用“贼”称谓强盗是大量的，尤其是在众多强盗称谓未产生之前；盗则不同，虽然有时用其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用其指称强盗要远比用其指称小偷少得多。古之“盗贼”，有时可指称盗与贼两种人；而今之“盗贼”，则完全指称盗与贼两种人。     

中国哲学的包容：从理学到哲学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启蒙和变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哲学”一词，系日本学者西周引入。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哲学”之“实”。未来的哲学将是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我珍藏的抗战时期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同学录

正大凡懂电脑的淘书人都必上旧书网,每搜到喜爱的书,便与卖家沟通,只要价格商定,随下订单购之。旧书网上经营者有万余家,个性店名繁多,不可胜数。雅有"翰林书斋、大同书局、禅商有道";俗有"小胡子书屋、牛犊书摊、地主贩书"等等。店主们昵称更是斗怪争奇,像"少帮主、木头、逗你玩、行行好吧",让人忍俊不禁。有一眉山书店,店主昵称"云烟",他在论坛中讲:"本店名眉山有三重意思,一是自己从     

有感于“文化奴役“

二三十年前,中国人什么苦都吃过,如政治上的苦苦被整,经济上的时时被饿,等等,惟独不怎么感受到文化之苦。解放初,有一段时间也曾在“忆苦思甜”时加上了一点“忆无文化之苦”,但大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性,不很当真。到了“文革”,无文化、反文化、批文化简直给某些中国人带来了巨大快感。文盲们可以放开嗓子喊些“俺贫下中农”如何如何,“俺无产阶级”如何如何;小学生、中学生可以肆意地撕课本、砸教室、打教师,至于“开门办学”之类也无非是一种开心,乃至是“反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提倡     

我对公安建设若干问题的浅见

一、建议废止“公安干警”的称谓,使用“公安警察”的规范称谓 其一,“干警”一词系干部警察的简称。这一称谓似源于“文革”初期而沿用至今。1984年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派出所、看守所、刑警队、交通队属于职工待遇的民警统一转为国家干部。公安人员从此不复有干警之分。依照形式逻辑学的规则,无论称“公安干部”,     

幽默五则

有了居室、书斋，就要题个雅俗共赏的室名，以抒怀或励志。我国古今文人很讲究这个题名，因为它是居室的品牌，能显示户主的学养和情操。     

张钫先生与千唐志斋

千唐志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45公里的新安县铁门镇,是我国唐代墓志石刻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原系国民党起义将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安铁门人张钫先生所建造,珍藏了自西晋、北魏以来,特别是唐代墓志石刻。我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为其题额“千唐志斋”, 并于尾部附有短跋:“新安张伯英, 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故名“千唐志斋”。铁门,古称“阙门”,是张钫先生的故乡。其地两山对峙,涧水东流,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