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调查社会化问题研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一贯采取民事执行非社会化模式的我国,近年来也应现实需要尝试执行悬赏、调查令等有限社会化模式。社会力量参与执行的合法性来源于现代国家将公权力对外授权,且民事执行权在诞生伊始也并不为国家所独享。将执行调查授权给社会主体是现在较为可行和稳妥的方案。目前具有中国特色执行调查社会化的研究还方兴未艾。最高院执行调查规定中关于执行调查社会化规定仅限于个人有明显局限性。社会机构参与民事执行调查相对于个人更具有经济和资源的优势。法院应该贯彻处分权主义,不可依职权启动社会化调查。调查程序结束后,法院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核实社会调查结果并给予必要费用。同时,被执行人对社会主体执行调查行为享有程序性执行救济权。     

论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较为突出.要切实维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制的尊严,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和方式.     

民事执行监督三维一体论——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视角

民事执行监督作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使得人民检察院不能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妨碍了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人民检察院实行民事执行监督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制度上的“法无明确规定”。因此，法律上对人民检察院实行民事执行监督做出明确规定非常必要。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民事执行程序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监督工作更是民事执行能够有效实施的保障,但民事执行的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的民事执行监督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基于宪法和法理的要求,基于我国政治体制及现实问题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建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项制度虽然没有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但根据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和检察机关的性质,检察机关是民事执行活动当然的监督机关,笔者认为应积极地构建和完善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节制主义——兼论与民事执行救济体系之协调

2012年新修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将民事检察监督从审判阶段扩展至整个民事诉讼,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臻于完善。然而,过于膨胀的检察监督权是否会侵蚀民事强制执行权的行使,是否会过度干预当事人私权领域?对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节制主义的提出便具有了迫切的现实性。与此同时,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作为纠正违法执行与不当执行的民事执行救济,在保障当事人私权方面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两者之间的协调与互补亦势在必行:一方面,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模式应由干预型向程序保障型、公益代表型转变;另一方面,应严格遵循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的序位关系,对当事人私权保障应以民事执行救济优先,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为补充。     

民事执行异议制度比较研究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我国民事执行进行了大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对民事执行制度，第202条和第204条增加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异议的规定，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异议处理的具体操作程序的规定，民事执行异议制度初步建立。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从总体上说，我国民事执行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应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完善此项制度。     

浅谈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形式与程序

"执行难"、"执行乱"是目前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如何有效地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保证民事执行高效公正地实现,是现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民事执行外部监督的重要主体,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应该成为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国家立法考虑的问题。笔者现就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形式及程序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对立法者有所裨益。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探究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完善程序设计,建立检法协同工作保障机制,积极构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发挥其应有效用。     

从“执行乱”谈新民事诉讼法下的民事执行监督

本文通过对当前民事“执行乱”现象和民事执行监督现状的剖析，指出检察院和法院在民事执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冲突做法，同时结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执行方面的规定，提出探索民事执行监督新途径的五种做法，以期切实改善“执行乱”的现状，加强民事执行监督工作。     

民事执行和解问题研究

民事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权利人和执行义务人为顾及各种实际情况之需要,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的时间、条件、方法、范围等内容达成的协议。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执行和解可作不同的划分,各国或地区民事执行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在性质上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同时兼具诉讼行为的性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和解效力、救济程序等规定得不甚明了,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明确民事执行和解的适用范围、效力和救济程序十分必要。     

经济法的“现代法”特征与实施困境

社会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具有结构均衡功能的"现代法"应运而生。经济法作为"现代法"的代表,表现出内容更多标准性、法域归属交叉性、主体身份重叠性、调整方法多样性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法造成了操作性降低、体系混乱、实施行政性、实施机构混合性等实施困境。可考虑从建立行政程序机制、社会实施机制和司法解决机制的路径予以解决。     

传统文化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施效果与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特点、公民偏好与取向直接相关.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文化传统、权力善属性、青天情结与“无讼”思想对平等精神、权力制约、程序正义与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在中国的实施效果.这是中国行政法实施效果存在赤字的法律文化原因.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劳动合同法》实施状况评估综述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对其实施状况的描述及对实施效果的评估,存在绝然相反的看法,其争论主要集中于总体评估、劳动者权益意识、企业平均人工成本、劳务派遣工这四个方面。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批准并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实施机制研究日益重要,而国际条约的实施理论和联合国人权保护机制为人权公约的实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体制背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由缔约国报告制度及其结论性意见和一般性评论构成。公约的实施机制具有单一性、逐步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公约实施机制推动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但是只有完善其保留制度、协调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冲突,才能提高公约实施机制的实效性。同时,国际人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内转化立法是中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的重要途径。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保护、保证与保障

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本次立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规定为主要任务之一。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法律用语的“保护”、“保证”与“保障”，其含义相对趋于特定化：保护的对象一般是实体权利或利益；保证一般是指通过履行职责行为过程保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实现；保障的对象一般是指易受职权行为侵害的权利和利益。     

建立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程序设置。建立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使得受到刑罚的服刑犯人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刑罚惩罚,得到公正的执行,这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内容。针对刑罚执行对象与刑罚执行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行回避,是对服刑犯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重要保证,是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告知制度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依据、内容和救济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告知制度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执行告知制度的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保证行政行为的告知程序的准确、及时、便捷、有效地行使,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的告知义务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内容完整告知;第二,依法定程序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