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廉洁俭朴、淡泊名利的戴高乐

毛泽东主席曾于1970年称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他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这样述说:“法国和戴高乐基本上是同义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出任法国政府国防和陆军部次长,军衔准将。当法军战败、法国沦亡的危难之际,戴高乐创建了自由法国运动,号召人民继续抗击德国法西斯。1944年,戴高乐麾下的法军配合美军、英军解放了法国,戴高乐被推选为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战争期间,他从未想过提升自己的准将军衔。1946年,戴高乐辞去总理职务后,新任总理考虑到他建立的功勋,指示国防部…     

法国宪法监督的历程

法国宪法委员会任务的演进,表现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政治发展。试图将宪法监督取代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议会至上的信条,使它成为日益引人注目的政治角色。在宪法委员会刚刚迈过而立之年,回顾三十年来它的成长过程,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特别是与美国同伴的比较及伴随而来的种种疑虑。异军突起的政治角色戴高乐将军设计并由第五共和国宪法确认的法国政体中,宪法委员会的目的在于防止新行政权力     

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谈法国经验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谈法国经验法朗西斯·德伦法国拥有成文宪法，产生于戴高乐时代，由１９５８年全民公决８０％的选票通过，从而诞生了第五共和国。第一共和国诞生于１７９２年。宪法几经修改，其中最主要的一次修改是在１９６２年，规定了总统直接由人民选举...     

深化改革 拓展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惩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解读之五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滋生的空间和漏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但完善的法制环境和对权力有效监管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制度，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的力度，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第五部分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瓶颈及其突破：直面中国社会团体发展之现状——兼论结社法立法之若干问题

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在这一背景之下,人民结社的热情越来越高,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主体.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相关性

王磊、胡鞍钢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上著文《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说，既有文献表明，社会政治不稳定通常不是发生在静态社会中，而是发生在动态的变迁过程中。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稳定性，他们都具备自我平衡和调适的机制来化解各种社会冲突，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     

论经济体制转轨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存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前提。政治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要求，它的建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当前正在实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只有矫正被扭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市民社会，才能进一步消除转轨道路上的障碍，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换取转轨的顺利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将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司法改革更应重视“内生驱动型改革”

关于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目前有三套文件：一是中央“全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二是中央“全深改”小组审议通过的《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三是最高院制订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     

桑玉成：谨防“集体决定”成为“集体名义”

上海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撰文指出，所谓“集体名义”的体制主要是说，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些重大的议决事项确有集体讨论和集体议决的程序，但是这种程序在很多情况下仅仅具有形式而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提交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并集体议决的程序，其本身缺乏严格的规范；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结合实际进一步做好当前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全面部署。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开拓进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告对法制建设、对司法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稳定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理念，也作出新的部署，     

中国与法国公证体制比较

许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现代公证制度在民事、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不仅以成文法的形式规范了公证制度,而且在许多民事经济法律中强调了公证的地位.法国作为国际拉丁公证联盟的主要成员,其制度之完善、效用之充分、佳誉之卓越,在世界同行中居于前列.现笔者将中国现行公证体制与法国公证体制进行比较,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同:     

国际货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制渊源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妥协，在约束性和执行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导致该体制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出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机构职能误入歧途、政策监督顾此失彼、治理结构力量失衡以及争端解决有心无力。有鉴于此，应当在近期已有改革举措的基础上，在重塑机构职能、加强双边监督、完善治理结构和促进争端解决四个方面寻找出路。     

我国司法权实现的若干社会制约因素

司法权的充分实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现实中长期存在着干扰、制约司法权实现的种种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和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结构;二是司法体制存在缺陷;三是政党、权力机关和媒体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四是经济利益扭曲司法行为;五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独立的影响力。这些不是全部因素,但确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拿破仑与《法国民法典》——纪念《法国民法典》颁布200周年

1804年3月《法国民法典》正式颁布施行，至今已经整整200周年了。17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需要彻底废除以王权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法统，建立以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新的政治理论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体现出来。自1791年起，政府即开始民事法律的起草工作，几届政府共草拟了3部民法典草案，结果均未被通过。拿破仑执政后，于1800年任命了4人成立起草委员会，以4个月的高速度拿出了《法国民法典》草案初稿。拿破仑是个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的统治者．对法典从起草到顺利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卢梭论不平等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Rousseau1712—1778)亲身感受到了专制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接受了早期启蒙思想家、自然法学派观点的基础上,于1755年写下了其光辉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这本应法国第绒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是一本阐述其政治法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它带给人民的启示延续至今。     

威权体制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双刃剑"作用

威权体制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东亚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双刃剑作用。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理性的有限性又导致了政府干预失当、政府与市场关系畸变;政府的强力控制实现和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权力的随意性和无约束性又滋生了腐败流弊;虽然部分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但政治发展与经济现代化之间仍然严重失衡,威权体制最终还是被民主体制所替代。     

宪法司法中的“法兰西例外”——浅谈欧陆宪法法院潮流中的法国宪法委员会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创造性的设置了宪法委员会这一特殊的政治机构来承担平衡议会与政府关系的职责。其政治性突出的体现为组织上的政治性。但是随着宪法委员会在自治与能动结合下的业务发展,其职能逐渐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司法倾向。但是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一个主要由政治人物组成的机构竟能够在履行极具司法倾向的职能时做到公平理性。非但没有使这一制度变得越显不适宜,反而一步步推动宪法委员会取得了其在设置初期未敢企及的国际地位。在我国当代的法律环境下理解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更重要的是理解背后支撑其运作的宪政文化,这或许比移植某种独立的制度更加重要,因为这种理念具有渗透进社会权力与权利各个角落的力量。     

多维视角剖析政治与法律

政治与法律从来不是随遇而安的,彼此时刻处于博弈状态,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对立之中逐渐产生交融,并不断渗透,从而促进权利结构的不断优化,宪政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治自由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