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说略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开始于16、17世纪之间，即从明朝嘉靖（1522——1566）到万历（1573—1619）年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刚刚开始萌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把这一时代叫作“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的思想家、他们祛蔽发蒙，以六经之理开启生面，从而在封建社会内部树起了早期思想启蒙的大旗。首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借助于程朱理学的“存天…     

启蒙政治:京派的历史选择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京派并未疏离时代、远离政治.他们继承了"五四"传统,努力把启蒙扩展到政治领域.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启蒙政治姿态,以回应政治风雨交加的时代.他们试图以启蒙方式进行民族救亡,"以非政治的途径解决政治问题",用艺术手段介入时代,而在政治之外寻求通过艺术力量改造社会.救亡图存.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也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依赖于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李泽厚、舒衡哲和史华兹这些历史阐释者的阐发而获得.实质上,"启蒙与救亡"所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压倒启蒙"理应转向"启蒙就是救亡",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应协调一致并相互补充,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所必需的.     

启蒙与现代性:一个再思考——基于康德和福柯的启蒙观

康德和福柯先后对"什么是启蒙"这个经典问题所做出的回答,显示了启蒙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启蒙精神也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都揭示了主体的生存态势。     

从1982年宪法的四个修正案看中国宪政方向

我国1982年宪法的四个修正案,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有重大突破.从修正案所标示的方向看,宪政民主再次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宪政民主得以成功推行,是现在乃至今后中国改革探索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启蒙性质

所谓启蒙文化,一般是指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新兴的资产阶级“启开封建主义之蒙昧,迎接资本主义之光明”的文化。但是,在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赋予了社会主义文化以批判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在物质生产方面,它必须完成本来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就应该完成的,发展商品经济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与此相适用,在精神生产方面,它也必须解决本来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应该解决的,批判封建主义专制蒙昧的旧文化以建立民主科学的新文化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觉醒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展启蒙运动、实现觉醒的导火索。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展艰辛的启蒙活动,进一步分析实现觉醒的深层次原因,即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立足儒家文化精髓,吸纳西方先进文化,通过不断启蒙,才能实现全民族的觉醒。     

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

过去的一百年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在政治、文化、历史等不同领域都得到了深度研究,但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上,相关研究主要见于零散的个体人物美学思想分析,缺乏整体性的学科探究。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包括三个方面:对学科独立的理性意识启蒙,对作为审美价值新根据的个体自由意识启蒙以及美学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力量之启蒙。这三层意义开启了中国美学不同于欧洲美学的现代性发展道路。     

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第一次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启蒙；而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真正开始于1902-1903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饮冰室诗话》把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推向高潮。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已经超越了启蒙影响下的政治意识觉醒进入了深层文化意识觉醒。1907年后鲁迅的启蒙侧重于社会改造，侧重于人的觉醒。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诠释的启蒙意义填补了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和第二次启蒙文学思潮之间的空缺。     

近代中国法治启蒙受阻原因探析

法治启蒙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脆弱的经济基础、腐朽的政治体制、落后的价值观念、恶劣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它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启蒙转向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转向,是在继承五四启蒙理念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最终目标,探索而得的启蒙新路。《新青年》同人的分化打破了"不议政治"的困局,在近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相博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过程中,五四启蒙实现了从文化立人到革命救国的内涵转变,促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创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新篇章。从五四时期到新时代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启蒙经验也必然助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     

试论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的捍卫

美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的《重申启蒙》一书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没有把启蒙理解成为一系列的运动和一种精神;没有把进步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概念;错误地把反犹主义的根源归咎为坚持人道主义的启蒙;错误地把封建传统产生的集权归因于启蒙;没有认识到启蒙和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没有直接必然联系,没有认识到启蒙需要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应用环境而非主体性本身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因而,二人错误地批判了启蒙。启蒙不会导致退步,它将永远引领人类不断进步。     

戊戌启蒙思潮再探讨

“戊戌变法”既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本文从其思想启蒙方面，作一概略评述．以纪念戊戌“变法”运动一百周年。“戊戌变法”与启蒙思潮互动“戊戌变法”前的启蒙思潮是为变法提供理论与思想而发动的。启蒙思潮在全国形成一种思潮，与1894年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失败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多次被西方列强所战败，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已为国人所预料之中；而甲午之战被同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东方最小的日本所战败。而且失败之惨重，则是国人所未曾料及的。因此，引起全…     

法治启蒙:一个百年的呼唤

在中国法治建设近30年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法治启蒙,在于中国从上世纪初开始的法治现代进程仍在继续。把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放到这个不太漫长却极为复杂、惨烈的历史过程中考察,能够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宪政的呼唤。经过近一个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我们终于发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就在于社会主义宪政之中。宪政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集中表现。宪政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搞宪政,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宪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决不能将宪政排除在外。宪政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战胜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西启蒙思潮差异论

思想启蒙，从它的历史内涵看，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在中国，主要嬗变于19世纪后半期。在西欧，则发生于15～18世纪。为论述必要，笔者把中国启蒙思潮限定于1840～1911年，即从鸦片战争到满清政府被打倒为标志。在这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从事着几百年前西欧同仁所从事的同等性质的工作。因此，要把握近代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有必要把它与西欧启蒙思潮相比较，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寻找差异和新的突破点。（－）中世纪的西欧，是基督神学的一统天下，“宇宙间除了上帝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     

论近代中国启蒙的传统思想资源

面对任重道远的启蒙之路,我们需要从传统中去寻找启蒙的文化资源。明末清初的新异思想以批判宋明理学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民主意识;李贽的思想反对礼教束缚,充满了对平等、自由和对个性的尊重;戴震系统揭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本质。明末清初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自我批判”思想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古代封建文化的范畴,是近代启蒙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时代特色的方法论思考

实践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张力关系,内在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方向,预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结合的具体路径,即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回应时代要求、解决时代问题。科学判断时代主题需要结合主客观因素的双重考虑,其关键在于培育执政党的理论自觉意识,即培育理论创新的品质、培育勇于实践的精神、培育敢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当下,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时代特色的着力点,在于科学回应若干重要时代问题,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和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多元变奏:《新青年》的启蒙思想研究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新青年》作为宣传平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有力促进了中国思想启蒙、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的启蒙思想一直都认为是民主与科学,但实际上其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探讨青年文化、东西文明、反孔非儒、文学革命、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新青年》以思想启蒙为旨归,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辩论、批判,宣传启蒙思想及民主、科学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启蒙主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特征。     

现代杂文与思想启蒙——以邵燕祥的杂文为例

杂文是鲁迅用作现代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传统为邵燕祥等许多当代优秀的杂文家所继承。邵燕祥杂文中的启蒙理性突出地表现在:直面现实,打破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追求理性的自由;在认识提升和思想资源不断扩充的情况下,盲点不断被敞开,理性不断被深化,追求真相与真理;他那启蒙的解剖刀不是一味向着外界和别人,也以同样严格的尺度解剖着自己,追求平等与真诚。     

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在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宣告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些代表人物,毫无例外地都兼有两重身份,他们既是资产阶级某一政治派别,即维新派或改良派的领导人,又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倡导者.如果将严复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加以比较,那么他的后一重身份就显得更加突出些,他是更为典型的启蒙思想家. 严复学名宗光,字又陵,做官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一八五三年一月八日生于一个小康的儒医家庭.一八六六年,年方十三的严复因为父亲去世,家境顿窘,被迫放弃祖上读书应试的进身之路,去投考了当时还不为士大夫所重视的洋学堂——马江船政学堂.然而,正是这无可奈何的选择成就了他日后的事业.度过了五年学堂生活和五年军舰生活,一八七七年,严复被派赴英国留学.在这批远游者当中,产生了中国海军第一代训练有素的将领和技师.严复在同学中也是佼佼者,“考课屡列优等”,但他的眼光显然比他人深远得多,他注意了祖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从后来的事实看,他是想通过西方和中国的比较,从中找出一条振兴祖国之路. 两年以后,严复毕业回国,历任福州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