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多元化法团主义：中国“政府-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围绕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理论解释的有效性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既不完全是法团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多元主义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种连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新机制,这种机制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政府与一些具有枢纽地位的组织建立制度化联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特殊枢纽地位的组织与多元发展的社会组织建立连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法团主义。     

从强政府、弱社会到强政府、强社会——转型期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模式选择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涵，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较多，但对于社会组织的战略定位及其在重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有所忽视。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选择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组织定位为高效率的公益服务生产者，以此建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最终形成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局面。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越位、错位与失位：我国多元社会福利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

袁同成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中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基本实现了从“国家福利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的转型。然而，在我国的多元社会福利主体中，国家、社会组织、企业问的关系并不协调，仍存在着种种矛盾与；中突，未能形成合力，阻碍了人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挤占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福利的空间；     

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基于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关系的考察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传统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性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治理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由于实现了社会价值一统、强调礼制教化以及充分发挥了基层宗法与行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面临着社会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下重组社会,但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及没有充分尊重社会自发秩序而出现社会治理失败。     

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存在滞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心态何以文明:普通人国家观念演变的社会构成

在国家—社会的结构之下,国家观念是社会心态的核心呈现。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大致经历了家天下时期的“孝亲忠君”、救亡图存时期的“祖国母亲”、集体化时期的“新中国”及个体化与数字化时代下“阿中哥哥”的变迁。通过历时分析,可以看到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在不同时代结构性变迁的产物,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归纳为“家天下—民族国家—国家主义—个体主义—多元主义”。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变虽有其独特文化特性,但仍是人类文明现代性进程的组成部分,有着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从国家观念演变看,其方向是走出“以家喻国”的家本位观念,逐渐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起理性平和的道德期待与权利关系意识。     

公民参与及基层组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策响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公民参与有限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政策响应,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情表达。新加坡的国会大选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参与渠道的单一,国家与公民间形成了庇护关系。为了增强政策响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国家与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基层组织则与社区建立庇护关系,并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区参与,最终实现民情从民众到国家的传递。然而,由于国家、基层组织和公民三者间的庇护关系较为脆弱,以及法团主义模式具有片面性,都为政策响应带来一定障碍,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欧美、东方国家和拉美地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同特点和经验教训,欧美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东方国家则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集权到分权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稳定秩序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公民参与及基层组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策响应的影响

在公民参与有限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政策响应,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情表达。新加坡的国会大选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但因为参与渠道的单一,国家与公民间形成了庇护关系。为了增强政策响应,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国家与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基层组织则与社区建立庇护关系,并通过发展社会资本来增强社区参与,最终实现民情从民众到国家的传递。然而,由于国家、基层组织和公民三者间的庇护关系较为脆弱,以及法团主义模式具有片面性,都为政策响应带来一定障碍,也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     

论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多元主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多元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联合问题,也即人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自近代以来,多元主义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之趋势。关于＂多元主义＂,学界有＂价值多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事实＂两种基本解释。价值多元主义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是一种认为多样化的价值彼此间是不可公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伦理学说;＂多元主义事实＂用来指称社会的多元主义现象。正是有了多元主义事实,才需要发展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性问题,以确保多元化价值的实现,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的均衡与发展。     

政党优位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政党优位协商模式。政党优位协商是指在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关系中政党处于优位的协商形式。这一关系模式的形成与新加坡独立性工会组织在早期斗争的瓦解、新加坡的发展主义导向以及人民行动党在应对民主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动性以及善于运用制度手段等密切相关。同时,新加坡的这种政党优位协商模式也在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在不断成长并逐步与人民行动党展开博弈。政党优位协商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党的整合性可以与发展主义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地推动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一模式也存在其不足,即对社会的多元主义利益考虑相对欠缺,并可能对社会的表达形成一定的限制。     

国家主义的理性审视及消解路径

中国社会或隐或现的国家主义思潮其来有自,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就彰显的当下,国家主义思潮却要解构与这一道路相关的“中华文明”“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政治模式”“人民利益”等话语体系,达到消解国家认同和污名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国家主义思潮展现出多种样式,或聚焦于反共反社会主义,或谋求分裂国家,或否定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合法性。总之,该思潮是一个非中国的存在。     

新地区主义视野下的冷战后南亚地区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新地区主义兴起.新地区主义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开放性、板块性等基本特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可以为南亚地区整合提供动力.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推进制度化建设,进行互信建设,南亚地区可以实现合作安全.南亚地区实现合作安全取决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及对参与南亚地区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基于PPP模式应用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机构,市场化供给是主流和方向。目前我国存在的养老服务供需失衡是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同时失灵造成的。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差别较大,应同时借鉴北欧国家的政府出资、社会组织负责运营与英美国家的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在PPP模式的具体运用上借鉴万科模式,推动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并扶持社会组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