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述评

1996年正式实施的<澳门刑法典>对保安处分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自身的特点.从保安处分的种类、保安处分的适用原则以及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规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立法进行了评析.     

论保安处分的本质

保安处分制度,西方各国刑法几乎都承认并加以采用,在其适用上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但在法的规定上,却缺乏一致性和确切性,至今保安处分尚无一个明确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或概念。我国刑法学界亦议论纷纷,众说不一:1、保安处分是刑事制裁的一部分,2、保安处分是行政措施性质的刑事部分,3、保安处分是行政性质的处分,4、保安处分是刑法上的行政处分,5、倾向于将保安处分划分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和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上述五种观点,只有第五种观点,才揭示了保安处分的真正性质和特征,便于立法者根据有关刑事立法规章,制定出符合立法主旨的处分法,否则,将与刑罚毫无瓜葛的保安处分规定在刑法典中,不但肇致刑法不刑不民,而且对行政罚、警察罚,立法上也无法设定由法官或检察官来裁定行为人是否该当保安处分的操作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中的保安处分与法律后果的完善

保安处分制度由来已久,有的学者甚至将保安处分与缓刑、假释制度称为刑罚合理化道路上的"三驾马车"。保安处分在我国尚未形成十分完整的体系,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进一步从刑法的角度说明了保安处分在预防犯罪方面的重要意义,更是法律后果不断完善的结果。     

大陆、台湾刑法中保安处分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 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保安处分制度是现代西方刑法理论和刑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法修改以前 ,是否应该将该制度引入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 ,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讨论。本文通过对台湾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和大陆法律中类似于保安处分制度的保安性措施进行比较分析 ,旨在论证将保安处分制度引入我国大陆刑法的可行性。     

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从业禁止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保安处分制度源于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察,目的在于预防行为人再犯罪。《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了从业禁止这一制度。从法律条文的目的以及法条之间的协调来看,从业禁止应当属于保安处分。从业禁止的规定存在着存在着实质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具体适用上的问题。因此,在适用从业禁止规定时,就必须将行为人再犯危险性的标准客观化、具体化,并明确相关的审判、执行程序,并在具体应用时确立统一的标准。     

艾滋病防控的保安处分

艾滋病传播的特殊性以及对艾滋病进行医疗控制的低效率,使对艾滋病传播进行法律控制,包括刑事控制成为必要.而保安处分中关于传染病人的理论为对艾滋病传播进行刑事控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对艾滋病人处以保安处分的可行性还值得商榷.     

刑事裁判执行程序之重构——以检察官指挥执行为目标

随着我国刑事制裁体系变革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裁判制度从整体视角来看呈现出轻缓化、多元化和体系化的趋势，对刑事裁判执行程序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现有刑事裁判执行体制主要从实体刑罚的角度来分配执行权，导致形成执行主体多元、执行方式分散的格局，“执行难”和“执行乱”成为刑事裁判执行领域的两大难题。为了健全完善刑事执行制度，应当在观念上实现从“刑罚执行”到“刑事裁判执行”的跨越；重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应当重视交付执行、执行实施以及执行监督的程序衔接，确保刑事裁判执行机制在执行权、执行程序以及执行主体三个层面的合理规制，并建立以检察机关指挥执行为核心的刑事裁判执行程序基本格局。我国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可以法治国家理论和法律监督理论作为本土依据。完善立法体例和调整职权配置是改革和重构我国刑事裁判执行程序的基本路径，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部分执行职能剥离出来，构建检察机关指挥执行机制；未来需要在修改和整合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刑事裁判执行法。     

我国刑法保安处分制度的修正与完善

我国现存的保安处分,一部分散见在刑法典中,另一部分散见在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中, 这些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因此,根据我国的立法、司法现实,适时有度地对其进行修正 和增加,使其成为中国特色保安处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刑事立法完善的重要内容。     

质疑与论证：审视台湾《刑法》修正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2005年1月7日,台湾第十六次修正《刑法》,对其中的保安处分制度作了重要修改。立法明确规定保安处分制度的相对法定主义原则、溯及力原则及不定期原则。同时,针对具体的保安处分措施,增设了处分的实质要件、延长处分期间及修改处分与《刑法》的执行顺序等。但是,此次对保安处分的修正并非成功,立法者未能重视保安处分的实质精神,仅在形式上作以修改,令人遗憾。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

立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融合,探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刑法基础:治安处罚体系的构建与刑罚模式的借鉴;治安管理处罚范围与犯罪行为的对接;复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裁量处罚与罪数形态理论的移植。旨在提出具有实用性的执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贯穿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对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假释作了严格规范,对数罪并罚执行期限作了调整,加大了对累犯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这些修改和补充必将对监狱行刑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面对刑法的修改,监狱机关要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形势变化,落实"首要标准"要求,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实现科学规范管理,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努力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丹麦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丹麦刑事执行法》内容全面而系统,操作性强,蕴涵人权保护、行刑社会化等法制理念,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该国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我国与丹麦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丹麦刑事执行法》的统一立法体例、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等制度规则的研究与探索,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澳门的资格刑立法研究

中国内地刑法和澳门刑法在法律文化传统上有着相同的渊源,但是两地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介绍澳门地区的资格刑立法,并结合中国内地的资格刑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内地刑法典的完善。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对涉及刑罚执行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蕴涵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行刑社会化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立法精神。对刑罚执行内容的重度调整,必将给刑罚执行工作带来深刻影响,使我国的刑罚执行面临诸如非监禁刑的具体执行、监狱压力增大、新型罪犯的改造质量等一系列新的挑战。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