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企业"空壳村"农民外出务工引发的问题分析

无企业"空壳村"农民工在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一些农民厌农思想抬头,致使许多土地荒芜;平时难以注意土壤保护,致使土地愈益贫瘠;同时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加剧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也疏远了乡村社会关系,甚至也影响到了乡村民主政治生活。因此,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移风易俗,切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适度开放粮食市场,发展特色旅游等服务业。     

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学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演进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大多以具体学科和领域切入,缺乏核心价值主线的内在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充分肯定,形成了系统的农民利益观。对我国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民权益"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权益诉求有着重要的启示。目前,农民仍存在土地权益短板、经济权益短板以及自主选择权益短板等问题。为此,一是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盘活经济和了解农民诉求中的作用,提升多维治理能力;二是需要探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三是需要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支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自主选择权益;四是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于甘肃G县实践的个案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农地确权政策的供需错位北大核心

农地确权政策供给的是抽象的财产权利,农民的诉求是土地调整、分享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土地的生产和保障功能等具体的土地权利,政策供给与农民的地权诉求错位。农民对农地确权不理解或者理解错位,农地确权并没有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回应,地方政府进行策略性应对导致"确空权"。农地确权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还制约了农业生产,激发了村庄矛盾。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农村土地还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地权变革不能单方面强调土地财产功能,应该与农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也应该与土地的多重功能相适应。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与农地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矛盾因此日益加剧。土地权益是农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直接关系我国农民以及农业、农村的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农民土地权益与"三农"问题的关系的剖析,可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战略意义。忽视农民权益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导致我国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最根本原因。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对农地制度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是逐步从"集体所有、农户承包"迈向"国家所有、农民永包",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重新引入国家土地征购模式,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并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乡村传统文化的社会“软控制”功能探析

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道德、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家规宗法"等传统文化对维持乡村社会生态的有序运转起到了重要的"软控制"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深化,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不断加速,乡村社会原有的传统文化生态链受到破坏,对乡村社会的约束力也越来越趋于弱化。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生态学系统性和动态发展性等相关理论分析了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软控制"的历史作用和在新形势下其对乡村社会"软控制"的生态缺失,并提出构建传统文化乡村社会"软控制"生态链结构的对策建议。     

海南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南省作为国家唯一的"国际旅游岛",城镇化高速发展。我省大量农村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随之而来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很多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民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面临着失业、没有保障的"三无农民",成为进行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隐患。失地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极有可能激化土地矛盾,造不利于海南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保障失地农民如今成为海南省各地区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     

乡村旅游:从农业到服务业的跨越之路

乡村旅游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后的第三大发明,也是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旅游服务进行转移支付的最好途径,更是做强农业、做美农村、做富农民的可行之道,正在推动农业到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乡村旅游作为"离土不离乡"的3.0版中国农民转移之路,使农民在收获资产性收入的同时,也收获了引领投资、拉动就业、旅游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目前乡村旅游立足远景目标,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方略,积极指导并推动着各地的实践。进一步助推乡村旅游大发展、大突破,需要深化主客观需求,优化软硬件供给,强化全方位配套,但也不可忽视乡村旅游的时空局限性和非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现代化的超越：乡村发展视域的解释

乡村发展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西式现代化虽然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陷入了牺牲人民生存和发展权益以迎合资本意志的陷阱。可以从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新自由主义鼓吹土地私有化牺牲农民利益、资本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少数族裔农民等五个方面反思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伴随资本全球化过程，不少国家和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吸收超出了借鉴的范畴，乡村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单一。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突显出自身的独特性。当前，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也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和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表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正当权利，既不应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也不应为少数人所把持和垄断。     

推进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

正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整体上已进入全面发展、提档升级的关键阶段,政府在寻求发展旅游与破解"三农"问题的融合路径,游客在寻找最美乡村旅游资源,相关从业者在寻找新的利润点。目前,依然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一是农民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乡村首先是当地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其次才是投资空间和消费空间。但目前部分资金进入乡村旅游市场后,无意兼顾和保障农民利益,整体上弱化农民的主体地位,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演变分析

有效率的产权必须权能完整,土地产权制度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经济低效率和现代化进程缓慢,原因是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劳动对生产力的束缚.经过三十年及新一轮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民业已获得所承包土地的包括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和流转权在内的所有者权能,以农民个人土地产权为基础的土地产权制度巴基本建立.土地产权制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与社会经济现代化.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政治

对乡村选举中农民分派或有组织性参与选举的现象,学者们使用了"派系"或"派性"概念来加以研究。派系往往是作为一种选举动员方式出现的,但它又明显不同于宗族、政党派别、利益群体等组织形式,它有自己的特性。乡村选举并不是派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才是派系产生的深刻根源。派系在其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对乡村选举和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乡村振兴中农地改革的若干问题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兴衰与国家命运。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能否解决土地问题决定着革命与建设的成败。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小康社会要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主要是从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谐新农村"等三次变迁。各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尽管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的法治化是可以预见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     

资源依赖理论与乡村草根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实践为例

在"现代化""商品化""世俗化"日益成为主要支配机制的农村,一股新生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人注目,即由农民自下而上成立的乡村草根组织。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实践表明,乡村草根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既依赖于乡村社会的需求强度、资源存量,也依赖于外界环境的友好程度和资源输入程度。依据资源来源的不同,可以将乡村草根组织的发展分为社会选择、市场选择、政府选择三种模式,乡村草根组织必须清晰判断自身的资源禀赋,努力聚合社会资源,积极善用政府资源,充分发掘市场资源,方能实现自身的培育和生成。     

资本主义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协作”模式——以德国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为例

德国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具有"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的诸多特征,可以之称为"国家—社会协作"模式。征地中的协商、土地置换中的讨价还价和土地整理的多元性等三个方面。从国家干预、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和"共享发展"三个方面来看,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乡村振兴动力梗阻因素及其破解 ——以公共政策调整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公共政策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其供给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效果。当前,厘清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政策节点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治,不仅关系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质量,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更对推动和增进人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