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对作为古代社会治理形式的乡约之制的探讨

乡约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既是一种制度规范,又包含了作为乡村权威的权力代表,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乡约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约亦"官"亦"民",它以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式来完成乡村基层自治,也向着官方主张的道德理想和礼乐教化目标而施行。乡约亦"官"亦"民",它以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式来完成乡村基层自治,也向着官方主张的道德理想和礼乐教化目标而施行。     

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以中共"十四大"为契机,市场经济已无可动摇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选择.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是否会发生冲撞?两者如何协调?其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对此,确有探究一番的必要.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必然产物,它属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范畴,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作为社会存在客观反映的意识,不仅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而且"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5页)可见,意识     

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基层治理转型困境——以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为分析基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逐渐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通过集中行政权,自上而下地塑造基层治理的统一规则体系。然而,行政权的集中与合理化困境,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机制的依赖。基层政府逐渐被置于自主性收缩的强动员结构中,不得不应对日益膨胀的治理任务。在此过程中,"多中心工作"模式的启动,重组了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这一模式的形成代表着基层治理体系逐渐走向刚性化,从双向关联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有机体,日益成为单一对上负责的压力应对体系,损耗了国家在基层的可持续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生产能力。这表明,国家在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时,应当走出行政权过度集中的单一路径,提升行政权的合理化能力,发挥基层政府的自主性与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建构更加多元有效的规范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苏省Y市的实践调查

信访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形式,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但基层信访在实践中存在治理机构多头设置、治理"碎片化"凸显、治理压力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信访体制的不完善、权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司法途径薄弱化。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信访考核标准,健全信访协调机制;强化信访本位职能,赋予信访部门实权;拓宽"互联网+信访法治"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基层矛盾缓解机制;构建"信访议事会",推动"多元信访治理";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创新司法工作机制。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间接民主、代议制与精英统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回顾了围绕直接民主和代议制进行的争论,直接民主由于容易导致暴民政治而被视作洪水猛兽,代议制民主则把人民分为普通大众和精英,认为只有精英才能代表人民更好地治理国家.但把代议制民主简单理解为选择代议员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寡头统治,只有多元主义民主才能避免寡头统治铁律,尽管这种民主内部存在着民主必需的同一性和多元主义需要的差异性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     

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

关于国家与农民无法精准互动的问题,既有的技术偏差、组织失灵、政治权变和关系运作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施政伦理概念来透视国家基层治理问题,并解释精准扶贫何以失准。技术失准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扶贫的"帮穷"话语与基层的"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等社群伦理产生了分歧与张力,而社群伦理则为基层施政者的"不瞄准"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只有在国家总体话语与基层伦理话语中寻找一个有效的"中介原则",国家基层治理才能处理好施政行为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且能够从施政过程中汲取社会伦理资源,从而再生产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中国乡村研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检视

"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渗透发轫于乡村研究的两大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其理论预设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另一种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国内某些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乡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并超越。     

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到合力式治理方式:城市基层行政执法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地方政府及其执法部门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高位推动的全体性动员,有助于克服政府内部碎片化,形成一种基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暂时性合力。作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革新方向,城市基层执法的合力式治理方式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其基本图景已经在中国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逐渐体现。合力式治理方式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基层治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有机连接与有效创新,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制度性合力治理格局。运动式治理方式是一种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任务设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而合力式治理方式则代表了一种系统设计的职责法定型政府内部整合机制。合力式治理方式还着力于形成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手"合力治理,同时旨在克服运动式治理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合力式治理方式将会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执法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制度方式转换。     

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新时代传统农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形态选择 ——基于黔北、鲁西农村的考察

新时代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有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与之相匹配。既有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难以涵盖基层治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基于黔北、鲁西两地农村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正规化组织成本高昂,与乡土社会治理事务不规整的治理基础不匹配,难以承载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村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鲁西农村"正规社区制"+"简约村社制"这一创造性探索,在较好地承接了国家自上而下密集下沉的治理任务的同时,极大地节约了组织成本和对接成本,关键是与当前传统农区乡土社会简约灵活的社会基础和一线治理复杂灵活的实践要求高度匹配,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进村"和群众需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或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组织形态的普遍选择。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中国农村地方治理中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革初探

内容提要:农村治理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管理的基本问题。农村治理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已是一种共识。在转型时期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方式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严重制约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适时进行变更。本文从基层政府在农村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分析入手,回溯新中国建立50余年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围绕农村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呼唤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更。     

以党建引领"飞地"基层社会治理属地化

正基层社会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所在。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为我们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飞地"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由于行政区划和管辖权不统一、职责不明、责任不清而存在基层治理和服务的真空区域。如何解决好"飞地"基层社会治理属地化问题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党的领导基础和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