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妇女受辱案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历史责任

本文以中国女子受辱事件为观察对象,论述了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特点与功能,指出它们具有高度的新闻职业精神、履行华人喉舌职能、维护华人权益和帮助政府改善施政等特点。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文本中的教育权利诉求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政府为了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不断地推进教育马来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则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法令的限制下遭到严重的打击.本文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兼收马华其他主要报刊对华小高职事件、综合小学计划和宏愿小学计划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华文报刊的文本表达中,探索和把握华人争取教育权益的心路历程.     

教育政策与民族问题——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例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民族的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殖民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都实施英文和马来文优先的政策,限制华文和泰米尔文教育,以培养认同及效忠马来西亚的"良好"公民.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共同努力下,华文教育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至今已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大专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本文指出,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种族歧视是导致马来西亚种族和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政策,马来西亚的民族关系将会朝着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马来西亚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华文教育发展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国家,各族群之间能够保持融洽的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重因素,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特别是教学媒介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马来西亚教育政策规划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为目标,而华人则通过制宪的努力,成功把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以期通过华文教育达到塑造族群认同的目的。本文尝试以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主要华文教育机构——华小、华中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三个教育机构所构成的系统如何达至平衡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教育目标,进而完成跨族群交融,维护族群之间的和谐,为传承族群文化和维持国家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为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转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形式出现了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华教体系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变质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其百年来在华人文化认同建构中作为支配性制度的角色被动摇,甚至逐渐让渡给国家教育体系.这使华教运动渐趋衰落,导致华人文化认同建构形式发生转变,即从抗拒性认同向规划性认同转变,而这种转变逐渐呈现为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能在此过程中重振华文教育并使自身文化被合法接纳为国家文化,那么这种危机反倒可能成为保存和延续当地华人文化的转机.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价值观及其表达:以《星洲日报》华文广告为观察视角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文明及其文化价值观在国际上存续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观察和研究华侨华人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通过各种媒介得以表达和传播,华文报纸广告是其中一种重要媒介。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的广告形态和内容,发现马来西亚华文广告中最具主导性的5项价值观是经济(划算)、家庭、智慧、健康和集体主义,并据此讨论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价值观的特殊性,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华侨华人群体广告传播的针对性研究,找准“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平衡点,同时需要尊重传播对象的价值观与社会意识形态,稳健采用符合当地习惯的表达方式进行有效传播。     

广东“东盟战略”及其与新马的经贸合作

广东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中占有1/3左右的份额,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还较少,所以有必要从广东"东盟战略"的角度研究其与东盟的两大贸易合作伙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本文首先分析了近年广东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解读和践行广东的"东盟战略".接着重点分析了广东与新马经贸合作的表现与原因,探讨这种合作对广东与新马合作的意义.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若干促进广东"东盟战略"和推进其与新马经贸合作的建议.     

巫统与国民党的比较研究

今年 3月和去年 1 1月台湾和马来西亚分别举行了“总统”选举和全国大选 ,当地最大执政党在选举中均遭重创 ,结果是台湾国民党丧失执政权 ,马来西亚巫统仍继续执政。本文主要分析这两大政党的异同及它们成败得失的原因 ,并探讨巫统面对的问题和危机。     

评《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回顾与梳理》

本文就<海外华文教育的历史回顾与梳理>一文提出不同的意见,主要认为不应将华文教学与华文教育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更不应将中国实施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海外华文教育混为一谈.同时,对该文中出现的多处常识性错误做了必要的澄清.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及其态度

近年来,东亚在经济、反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较快,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主要国家对东亚合作起了推动、协调和平衡的积极作用,这些国家对东亚合作的积极态度将会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简析

马来西亚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华人妇女社团组织的形式主要有:专属女性的妇女社团、妇女组或妇女部、华团青年组织中的妇女组织、最高领导机构华总的妇女部门.不同华人妇女社团组织有简单或复杂的内部机构系统.华人妇女社团组织活跃的社会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功效.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

在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夕,马来西亚2095个华人社团共同向参与竞选的各政治派别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诉求,旨在改变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种族间的不平等。诉求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一定范围内华巫种族关系的紧张。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双方互有妥协,部分关键诉求最终被迫搁置。该诉求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参与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华社已有多次诉求提出,1999年的大选和巫统的分裂则为其再次提供了现实机遇。然而,由于诉求提出的民间性、偏向性、时效性等特征,该运动因遇到诸多问题并未坚持久远。不过,诉求事件为华社政治参与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之日益成熟。     

当代马华报刊文本中的华族政治参与意识表达

本文通过对《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及其他马华主要报刊相关言论和社论的文本分析,揭示了20世纪80-90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包括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民主政治实践的探索,以及超越种族政治的发展变化过程。     

从《南洋商报》讣告文本看战后转型期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

文章以《南洋商报》(1951—1976)发布的讣告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告知类、吊唁类、答谢类和周年纪念类四种,进而对讣告中所呈现的新马华人的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进行考察分析。这些登载在华文报刊上的讣告,详实记录了20世纪50-70年代转型期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尤其对研究该时期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新马岛屿争端之判决:依据与启示

2008年5月23日,国际法院对新马岛屿之争做出判决,将白礁岛判给了新加坡.国际法院的判词表明:有力的证据,即官方在争端事项上代表政府权力行使的言词及行为是新加坡赢得白礁岛主权的关键.因此,进行相关研究,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中国与他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解决提供充分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对一些证据效力的判定也启示我们:在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时,国家间关系的利益权衡固然重要,但在权衡时,也要尽可能地考虑这种权衡将来在法庭上可能产生的证据因素和影响.     

论白礁岛主权争端及其对新马关系和东盟发展的影响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和国际海洋法对马来西亚的刺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白礁岛的主权归属展开了长达29年的争夺.新马两国对白礁岛主权归属的争端对新马双边关系和东盟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双方对白礁岛主权的争端过程和争端通过海牙国际法院得以解决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Laissez-faire versus Strict Control of Political Finance: Hegemonic Par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financ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ndidates in tw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Malaysia, some political finance regulations exist only on paper, and political financing is for the most part not restrained at all. In contrast, the financing of candidates and parties has always been tightly circumscribed in Singapore. These different strategies, “laissez-faire” versus “strict control,” are the conseq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In Malaysia,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has effected a close, often economically unproductive linkage between the state, the ruling Barisan Nasional coalition, and business. The rise of businesspeople has resulted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Additionally, increas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oalition and the opposition has resulted in growing expenditures for electioneering in the form of advertisements and electoral patronage. The laissez-faire style of regulation has been compounded by the difficult-to-control practices in East Malaysia (Sabah and Sarawak), where vote buying, electoral patronage based on the largesse of oligarchs, and obvious nonobservance of the rules have been typical. In contrast to Malaysia as a whole, the costs for parties and candidates are still relatively low in Singapore. As a cadre party, the PAP (People's Action Party) is relatively autonomous from private business interests, and intraparty competition is not commercialized; the developmentalist state is highly productive,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the PAP, and business are not characterized by cronyism. Moreover, electioneering is not very commercialized because the opposition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

新马华侨女子教育在二战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其表现在接受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的女生人数增多,女子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增多,华侨女子英文教育已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而华文教育也从小学发展到高中教育.战前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华侨妇女争取经济独立、社会参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