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中共对待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就是正面看待农民、立体考察农民、统筹兼顾农民、真诚帮助农民、紧紧依靠农民。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政治效能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程度不仅反映了他们与村委会的关系,更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通过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发现:其一,农民的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多数偏低。其二,在影响中国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因素中,经济水平并未影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而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民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物质诱因没有构成对农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却构成了对其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负面影响;与干部是否有关系是影响农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因素。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维权叛徒”的理性:龙泉征地纠纷全记录

龙泉征地案中,地方政府的进步表现在终于知道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与农民打交道了。而农民代表在类似听证会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不习惯与政府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事实表明,政府越替农民考虑得多一些,直接冲突就少一些、不稳定因素就少一些。     

利益冲突视角下的政府和农民非对称博弈

近年来,由农村热点问题而引发的农民集体上访、告状、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干扰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降低了党的威信。针对利益博弈与社会冲突,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农民的非对称博弈,提出完善村级组织、建立并引导农会、给农民以法律关怀与司法救助、强化舆论监督和开展信仰教育等不同行为主体实现和谐博弈的理性路径,对提高农民在同政府博弈中的地位、重构农村政府体制、大力推进农民自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再谈山寨中国

<正>时常见到媒体报道农民造飞机、农民造潜水艇、农民造机器人、农民造汽车等等的消息。不用说,造出来的都是山寨产品,一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们国家历来是个农业国,几千年来,农民都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想到造这造那。再加上见识的狭窄,农民通常不太相信他手上做熟了的那几件工夫之外的东西。《庄子》里面有个故事,说一老     

列宁在三个时期对农民的认识及联合农民的策略

正确认识农民,采取正确的联合策略,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关键。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三个不同时期,对农民的认识不同,采取的联合策略也不一样。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民分为下等户、中等户和上等户,无产阶级应该联合下等户和中等户,反对上等户;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认为农村居民分为贫苦农民、中农和富农,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贫苦农民,还要和不剥削人的中农结成联盟,镇压富农的反抗;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为农民已经中农化,即小资产阶级化了,无产阶级与农民主要应结成经济联盟。     

农民合作：农民利益困局的破解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农民利益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遮掩不住当前农民利益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停驻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体农民而言,其自身利益是难以保障的.惟有促成农民合作,才能不断增进农民利益.我国现存的丰富多样的农民合作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民合作易于实现.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民合作行为和合作关系的常态化、制度化形成,有利于实现更...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保护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强拆农民住宅、随意征收农民宅基地、肆意征占农民土地等损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要从建立健全农村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摒弃土地财政、改革国民财产分配体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性财产稳定增长机制等路径入手,稳步推进,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中国竹乡"新农村规划调查(下) 新农村规划不能变成“财政分肥”——对话叶齐茂

值得警惕的是,新农村建设试点中出现了一种“包办婚姻”的倾向,政府各职能部门出面搞建设,把农民撇在一边,什么农民参与、农民决策全部视而不见。最终可能偏离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农民权利的身份关怀

在我国农民依然是一种身份象征,究其原因在于文化根由和制度因素影响下的用身份定位农民以追求社会发展的国家策略所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身份形成的现实制度因素,基于这种户籍制度而形成的权利分配体制造成了农民权利的贫乏,同时也为农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发展经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又在经历一个由契约向身份回归的过程,这使得基于农民身份为其提供倾斜性保护具有了合理性。     

论邓小平的农民观

农民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目标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问题,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解决农民富余问题.     

相信农民

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作“子民”,给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数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剥了下来。神性外衣虽然消失,但种种陈词滥调仍然妨碍我们相信农民。一曰农民保守。说农民保守只是城里人的无知。对于新鲜事物,城里人以所谓付“学费”来挑战风险;但对于贫穷的农民,风险是下     

再就业培训 不能“千篇一律”

据报载,江苏省盱眙县劳动部门根据当地养虾农民较多的状况,及时组织5名农民进城为80多名下岗女工培训编织虾笼技术。农民还和下岗女工达成代加工虾笼的协议。此举受到下岗女工的欢迎。 盱眙县劳动部门再就业培训的做法适应了本地市场的需求,满足了下岗职     

素质

“素质”一词可能是中国社会里出现频率较高的词之一。在大部分场合里,这个词跟“农民”联系在一起。“农民素质”问题是很多“爱国者”或中国现代化论者痛心疾首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公平的讨论,农民素质低下就成了单方面结论,并占据了真理的大厦。农民素质太低,不宜实行民主治理,不利于现代化云云,成为某种“复杂的共识”。     

农民心态感知的嬗变与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基于相关问卷调查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催生了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嬗变。农民心态感知的良性变化趋向证明,新农村建设具有适时可行性;农民心态感知的矛盾困惑状态说明,新农村建设具有复杂长期性。因此,要以中央五句话、20字要求为统领,打造新农村建设的综合系统工程。     

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着力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评《富农之道: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正农民问题是我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时期亦如此。能否让农民共享民主革命成果,决定了民主革命能否最终取得胜利;能否让农民共享建设、改革和发展成果,同样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能否如期达到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其赢得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迈向现代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政治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合作理论初探

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合作理论并不等同于其农民合作社理论,应该予以甄别与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农民合作理论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农民合作动因论、农民合作形式论、农民合作原则论、农民合作目标论等四个方面。这一理论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合作的必然性、多样性、原则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阐释,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农民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农民增收问题的制度因素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起飞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难题。制度要素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内生变量,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民增收。因此,要切实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