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政杂志与分析法学研究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是近代学者对分析法学深入研究的主要载体。分析法学在近代法政杂志中的介述、评论以及"中国新分析派法学"的诞生与发展,充分吻合中国近代法政杂志"求是致用"的宗旨,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分析法学在中国成长的生动图景。     

辛亥革命时期法政杂志与西法东渐

辛亥革命前后,大量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西方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使西方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促进了国人法律观念的萌发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些法政杂志为西法东渐构筑了舶来渠道与生存土壤,西法东渐为中国修律变法提供了法律仿照、移植的条件,为近代中国法律、法学的萌芽、诞生发挥了启蒙与奠基的作用。     

四川法政学校——中国近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地方实践（1906-1926）

1906年四川法政学堂成立,它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示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凸显了早期四川省法学教育的地方性特点。四川法政学校从成立之始就存在经费紧张等问题,但学校和教员仍在许多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随着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法政专门学校最终纳入到综合性大学之中。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

法政学堂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开始出现,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又适逢特殊的教育变革形势,因此,一经出现,便飞速发展,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热”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教育倒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官府垄断法律的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普及。     

先秦法政思想的近代调用与当代重塑——从“春秋国际公法观”到“天下理论”

西法东渐初期,吸纳西方传教士的既有做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士人秉持一种通经致用的比附之法,以图借助先秦法政思想重构新的普遍主义世界观,最终达致有效应对西方殖民现代性知识“入侵”之目的。经历百年沉寂,伴随中国崛起,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者在新的世纪赓续了这一知识传统,此等“春秋国际公法”观背后的思维逻辑又被重新发现和调用,以求在学术层面有效推助各自学科本土化之同时,亦能在政治层面为业已进入后现代性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公平的世界愿景。对中国知识精英调用先秦法政思想的百年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可为当下必然需要依托传统法政资源塑造的中国国际关系/国际法新观念的对外投射提供诸多镜鉴。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简介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是在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法学学科为主干的多学科学院,今年满35周岁。学院下设法律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公共管理系、中美法学教育中心四个本科教学单位,设有负责社会学研究生教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学院拥有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三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儒学信仰、法政新知与议员风骨——从晚清资政院议员之操守谈起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曲折异常,这跟议员们风骨每况愈下紧密相关。议员们风骨之有无、多少,跟其思想背景紧密相关。晚清资政院议员能将传统儒学信仰和法政新知较良性结合,故能在议事时充分表现其风骨;民初以降,儒学不再是信仰之源,沦为章句记诵之术;经移植而来的法政之学对议员们来说仅仅是"新知",而不能提供新"信仰"。如何让民意代表保有信仰?如何让整个社会在权势之上、权势之外自有其独立的是非信念?这是反思近代中国宪政历程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制的关系问题有了一些研究,但对法科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法学所作的贡献,则还未系统涉及。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近代法科留学活动的展开,法科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因法科留学活动而带给中国近代法学以若干特点与传统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从政治司法到法律司法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国家的职能被定位为实现对敌人的专政,法院的司法审判被视为是专政的有力武器,由此而深刻地铸就了法院司法的政治性品格。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诱发了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转型。在此过程中,因应市场经济建立和依法治国的需要,法院的审判面临着由政治性主导向法律性主导转变的问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确保法院自身的独立、司法程序的完善、诉讼参与人主导性地位的保障以及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和完善,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变革中发展深化的中国经济法学

中国经济法学在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经济法的表面繁荣到相对沉寂。从各种学说林立众说纷纭,到渐趋一致基本赞同经济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从单纯关注经济法基础理论到注重实用性研究;从以前苏联为蓝本创建体系到立足中国市场体制和中国实践提出新的学说理论。但是在演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危及经济法发展的倾向,如务实变成了惟实,厌恶甚至否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盛行引经据典之风反而销蚀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规范的学术批评损害了经济法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固执和偏见阻碍经济法学科的建设;被补充的智识、被援引的方法和被转换的视角与经济法学本体结合不紧,还没有真正彻底地经济法学化。经济法具有突出的国别性和本土化特性,因此经济法研究应立足本国,自主创新,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够促成中国经济法(学)自主发展。     

科学与法律领域的真相

审判过程并非仅仅是为了"查明真相"。自从美国的法律系统开始使用科学证人以来,法律领域就面临着混乱的局面。自从Frye规则到Daubert标准再到Kumho Tire标准,乃至发展为修改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尽管法律系统经历了上述诸多努力,人们仍然不会相信法律系统能够从科学信息中获得预期的收益。科学主张和理论或真或假,它们的真或假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法律裁决可以断定法律真理为真,也可以断定"所谓的科学真理"为真。只有科学命题所描述的自然界现象和事件的性质——而非有关证据可靠性的法律裁决,也非法庭上的论证和交叉询问——能够证明真的科学命题为真,证明假的科学命题为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外国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引入和利用

在缺少现代行政法“古典史”的背景下,外国行政法学成为我国行政法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行政法学的多元化引进,是我国行政法学繁荣和富有生气的重要原因。更多地运用法社会学方法,将使外国行政法学这种可贵的学术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读《本体刑法学》

《本体刑法学》是陈兴良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著作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保持批判者立场 ,继承并提升刑法理论品位 ;二是界定本体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构建刑法学的新体系 ;三是提倡问题意识 ,寻求刑法学的真问题及其解决 ;四是创立一种刑法学教科书写作的新范式 ,即体系性叙述、法理性叙述与私人性叙述相结合。尽管存在些许瑕疵 ,但本体刑法学的总体特色可以概括为 :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并存 ;范式转换或体系完备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