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治警句启示录

管仲,安徽颍上人,活动在春秋早期的齐国舞台上。在他相齐的四十年中,凭着自己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睿智卓识和政治远见,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化固从新"的执政理念。管仲是我国首位最牛的宰相,而且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第一子,是法家的先驱。管仲毕业的成就和贡献,集中体现在《管子》这部巨著中。这是一部内涵丰富、论述精深的百科全书,也是最早提出并阐     

浅析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当代的价值

当今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研究完善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同时,不禁会想到借鉴传统的中国法治文化.而对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法治思想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作为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法家的“法治”思想毫无疑问的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本文将系统地概括出法治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的涵义,阐述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评价,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商鞅之“法”

以商鞅之法的含义和目标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商鞅以以法治国为中心,围绕农战而形成并展开的法治思想。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以及至德复立、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学视角下,商鞅之法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断,本文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出发,结合儒、法两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学说,介绍了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用;同时,阐述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提出和法家法治学说的发展历程,指出法治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还着重介绍德法互补、共治的发展进程,以周初明德慎罚为德法共治的发端,以两汉德主刑辅为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以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借以说明德法共治的阶段性和一贯性,进而论证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提供借鉴。     

法治国家建设的政党之维

法治是民主政体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律化了的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因此,一个国家法治理想的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党体制,或者说其法治建设就是这个国家形成与法治社会相一致的合格的、合理的政党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使政党的活动民主化和法治化,它不仅要求执政党领导人民建构一套科学的法律体系...     

变法、法治与国家能力——对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再思考

在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法治不是主导性话语，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而非法制才是近当代史的主题。这启发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新角度：其最初的使命并非为了“以法治国”，而是“以法强国”。因为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首要与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增强国家能力以抗外侮，平内乱，应对危机。清末的法制变革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未能成功地增强国家能力并应对这两个挑战。结合政治学、史学与法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治乃是常规社会的稳定器，它在大变革的社会中并不能增强国家能力以对外驱逐侵略，对内重构秩序。法治之要旨固然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专横，但在所谓后发国家，法治的建成却端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就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的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之下完成的。法治国思想从最初提出之际,就是对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德国法治国思想其后经历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以及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作为对社会法治国的回应,给付行政理论开拓了德国行政法的新视野;而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则在实质法治观下对德国行政法进行了重新塑造。     

要实现司法体制从“人治型”到“法治型”的彻底转变

医治我国司法体制中的“人治”弊病，必须服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出的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这剂良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秉持高度理性的政党，完全有能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人治型”司法体制彻底改造成以司法机关能始终保持住“应有的独立性”，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春秋战国儒法之争——礼治与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治国理论势不两立。儒家主张礼治,以礼为治国安邦的基础。法家主张法治,依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本文摘要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浅析延续五百年的礼治与法治之争。     

现代法治的核心思想在于对权力的制约

在当代中国，什么才是建设法治中国最主要的制约性因素？中国传统的“人治”观念的影响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是公权力。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     

当前我国农村利益失衡状态下的政治参与冷漠分析

从政治上看,尽管我国农村拥有最大的人口群,但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政治参与权、利益表达权,农村的政治参与处于冷漠状态下。从三方利益主体来分析,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是导致农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乡镇政府以国家利益至上是导致农村政治冷漠的推动力量,村委会利益目标迷失是导致农村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做好如下三个方面:围绕农民的利益为中心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各种农村利益团体让农民自己维权,以及树立以法治国的理念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法治——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人治，尽管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受人的因素的影响过大，非理性色彩浓厚，对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突飞猛进，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推进，法治精神已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但这并不代表权大于法这种传统“人治”思想没有了市场，相反，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典型案例来看，权大于法不但存在，甚至还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中表现出来。约束权力、     

让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公报中,“法治”一词出现了50余次．“依法治国”也是高频词。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