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朝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

1637年,朝鲜国王仁宗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三田渡签订城下之盟,朝鲜自此变成清朝藩国,但由于朝鲜王朝长期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视清人为夷狄,对清朝长期有抵触情绪.鉴于朝鲜反清势力强大,以及与明朝斗争的严酷,清朝对朝鲜只得采取高压政策,严密监视并镇压朝鲜国内反清势力,拘朝鲜世子为人质,迫使朝鲜履行藩邦义务.但当时皇太极即定下了"以威胁之,不如以德怀之"的策略,从此开启了对朝鲜的德化政策.而清入关以后,由于明朝灭亡,大局已定,清一方面大力塑造其正统形象,同时对朝鲜改以施恩为主.     

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韩国语教育机构——袁世凯驻韩公署附设韩语学堂考

一 前言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历史上曾经长期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进入近代以后则开始由传统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体制转变,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相互关系甚至加强到史无前例的密切程度。韩文由朝鲜王朝第4代国王世宗创制于1443年,史称“训民正音”,是年正值中国明朝英宗正统8年。中国政府专设韩国语(即朝鲜语,下同)翻译人员之记录,始见于清朝,应该说这与韩文创制于中国明朝时期之史实有直接关     

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

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总体上处于实力不对称的结构之下,但由于朝鲜所持的正统观,使其对中朝关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明显影响。朝鲜对明朝正统地位的高度认可以及对清朝正统地位的长期拒斥,使这一观念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实力对比和利益诱导等物质因素在稳定清朝与朝鲜关系中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体现出,主导大国的合法性及其在体系内被接受的程度对维护体系稳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主导大国如何提升其在体系内的合法性和被接受程度这一问题。     

近16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述评

本文考察了近16年中国学术界对于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从中国学术界所关心的主题来看,一是对清朝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清鲜交涉与战争的研究;二是对入关后清朝对朝鲜政策行为的研究;三是对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的思想观念之研究;四是对《燕行录》与清鲜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五是对清代中朝两国边境事务问题尤其是国界事务的研究;六是对近代清鲜关系转型时期重要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研究。本文还指出了现有研究所存在的薄弱之处和将要致力的方向。     

朝鲜王朝士人视野中的天一阁

乾隆中叶以后,朝鲜学人一反清初时期的做法,纷纷来到北京,积极与清朝学人交往,他们渐渐了解了天一阁的情况,表示极大的羡慕与赞赏,进而批评朝鲜藏书楼书籍一入库,就只能“蠹鼠偏蚀”,乃成“书厄”。透过他们对天一阁的看法,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仰慕。     

19世纪下半叶日、俄与西方列强对于朝鲜半岛的争夺

中国明朝和朝鲜王朝间的密切关系经历过抗倭战争的考验,朝鲜国王对于明朝有着浓厚的报恩心理。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观念使得朝鲜王朝奉明朝为“正朔”,而将前身为后金政权的清朝视为“夷”,从心底里抱有轻视的态度,再加上清朝的祖宗肇祖曾做过朝鲜王朝的官吏,朝鲜对于其后代     

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

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徐凯［编者按］本文及本期后面葛振家发表的论文是在今夏东京举行的第二届韩国学环太平洋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摘要。作者关于皇太极用兵朝鲜的战略的论述引起与会中外史学家的关注。十七世纪初明朝、后金、...     

袁世凯驻朝与晚清对朝外交体制变化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1885年,晚清加强对朝事务关注,派遣袁世凯长期驻扎朝鲜,由此形成了李鸿章与袁世凯“内外呼应”的对朝外交新体制。究其根源,一方面1884年清朝“甲申易枢”后,李鸿章在对朝外交上的主导权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朝鲜危机加深促使清朝意识到派“能人”驻朝的必要性,而袁世凯则成为理想人选。李袁二人“内外呼应”的对朝外交新体制相比过去更具针对性,且十分灵活、主动,有力地维护了朝鲜的安全稳定,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这种对朝外交新体制虽能取得一时成效却难以长期维持。     

清初对朝鲜外交研究三题

通过全面分析清初对朝鲜的外交策略,且着重探讨"丙子之役"后清朝为何不彻底灭掉朝鲜,反而满足于朝鲜称臣奉正朔,同时指出清朝作为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对朝鲜的外交活动中有别于传统中原汉族王朝的"北族性"因素,并动态地考察该因素的转变和遗留情况,以期对清初的两国外交关系做出一番有新意的阐释。     

清朝阿克敦《奉使图》初探

在古代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历史现象之一就是两国之间频繁的使臣往来。据对（李朝实录）记载的统计，朝鲜朝派往清朝的遣使次数达697次，而清朝遣往朝鲜的派使次数则达169次。平均每年有3－4次使臣往来。使臣团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五百余人。这些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使臣，在履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使命的同时，还起到了文化交流的媒体作用。他们把使行路上所见所闻或录之以诗文，或绘之以图画，并与遇到的文人学者互赠诗文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至今发现的朝鲜遣清使留下的各种（燕行录）多达65种。其中朴趾源的（热河日记）、…     

朝鲜对明朝靖难之役的侦知、态度与应对

靖难之役期间，朝鲜主要通过辽东逃来军民、赴明使团和本国探谍人员来收集明朝的情报信息。面对靖难之役，朝鲜士大夫在价值评判上秉持“尊建文贬燕王”的态度，这既是儒教性理学的道德要求，亦是朝鲜维护自身正统性并融入明朝封贡秩序的现实需要。但在政策应对上，朝鲜君臣优先维护本国利益，道德臧否反为次要，对明政策日益展现出“识时通变”的现实主义特质。价值评判与政策应对之歧异表明，在朝鲜王朝初期性理思想开始占据主导，事大意识与本国意识既调和又纠葛。     

明万历三十七年熊化出使朝鲜研究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有着非常密切的来往。自从明朝与朝鲜确立了朝贡关系以后,两国官方关系迅速密切起来。明与朝鲜经常互派使臣往来,朝鲜把明朝派去的使节称为天使。明早期多派宦官出使,中后期则多派遣文臣出使,两国文臣在朝鲜多有诗歌唱和。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神宗派遣进士熊化为使节,出使朝鲜。熊化给朝鲜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其与李廷龟等朝鲜官员交游甚好,朝鲜官方选辑他与朝鲜大臣唱和诗刊刻成《皇华集》。本文即是论述熊化出使朝鲜以及与朝鲜人交游的研究。     

仁川开埠后烟台与朝鲜的贸易

1883年仁川开埠通商以后,烟台与朝鲜间开通了海上定期航线。汽船的定期航运不仅促进了两国间人员的往来,贸易额也开始呈增长态势。本文依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分析了仁川开埠通商以后,烟台与朝鲜贸易的趋势及特点。烟台与朝鲜的贸易以1893年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83～1893年贸易额呈缓慢增长态势,烟台肩负着对朝鲜土货出口和洋货转运出口的职能。1894年以后由于从朝鲜进口了大量的高丽参,烟台与朝鲜的贸易额出现激增。就大宗商品而言,不仅有传统时代的朝贡物品,也出现了大量的近代工业制成品。总体而言,烟台是近代中朝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人参贸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朝鲜诗选》编辑出版背景研究

作为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与韩国暻园大学亚细亚文化研究所合作研究项目之一的明人吴明济所编《朝鲜诗选》,经祁庆富教授校注,已于1999年整理出版。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学界普遍认定已失传的中国明朝与朝鲜文化交流之结晶——《朝鲜诗选》重放光彩。《朝鲜诗选》的出版不啻为韩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大成就。     

韩末政治变动中出现的政治裂痕

改革和开放不仅仅是今天的口号。19世纪东北亚许多国家为了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纷纷提倡改革和开放。但是,有的国家取得了成功,也有的国家失败了。韩国就属于失败的国家。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有关开放港口以后到殖民地时期政治变动的分析,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方向。第一,认为开放港口以后的政治变动来自于国外的势力,这种研究对朝鲜内部的政治活动并不赋予什么意义。巴勒认为,朝鲜的政治体制是通过王和两班官僚之间的势力均衡而得以维持的。大院君和高宗所推动的改革政策也是追求这种维持的传统改革,不是现代意义的改革。大院君…     

试论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

中国的程朱理学在高丽后期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后,李朝中期由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大家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李朝时代的正统理念。到李朝后期,实学作为新的学风风靡了当时思想界,但朝鲜朱子学依然生气勃勃。然而李朝在经历壬辰倭乱之后,对内其经济上、社会上的改革政策渴望新学风;对外则大幅度地从清朝吸收了所谓实学的新学风和西学。     

中韩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合作基础与行动路径

中韩两国是朝鲜半岛问题最为利益攸关的两个国家,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主要基调都是以和平手段解决相关问题。但由于所关切利益的优先排序不同,中国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相关问题,更反对外部势力的武力介入。而韩国出于安全风险的考虑,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美韩同盟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对朝政策也没有完全摒弃制裁、威慑等硬手段。地缘上的联系决定了朝鲜核问题、稳定问题都是中韩共同面临的安全风险,两国可以通过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约束彼此盟友的行为,协调对朝经济合作与援助事宜等方式实现政策协调,防止朝核危机诱发的局势动荡和由此引起的中韩互不信任。     

试论《燕行日记启本》中《附闻见事件十三条》之认识价值

朝鲜王朝纯祖时燕行使李基宪作《燕行日记启本》,其中之《附闻见事件十三条》以敏锐的视角和精确的信息客观展示了清朝中衰时期上自国家机器、下自社会民生全景式的历史画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嘉庆之政举、吏治之混乱、白莲教起义、天灾之肆虐、人民之离乱、民生之凋敝等。而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基宪准确恰当的记述也令我们叹服。     

试论丁若镛对朱子学的批判

中国的程朱理学在高丽后期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后,李朝中期由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大家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李朝时代的正统理念.到李朝后期,实学作为新的学风风靡了当时思想界,但朝鲜朱子学依然生气勃勃.然而李朝在经历壬辰倭乱之后,对内其经济上、社会上的改革政策渴望新学风;对外则大幅度地从清朝吸收了所谓实学的新学风和西学.     

朝鲜后期知识人士的斥清表现——以“胡无百年说”为中心

壬辰战争与明清鼎革次第发生以后,朝鲜王朝被迫面对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东亚世界。显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朝鲜方面无法接受东亚诸国间的新次位,反而对固有秩序表现出无比的留恋。于是,对现实的反抗和对历史的留恋,共同激发了朝鲜后期知识人士强烈的斥清表现,"胡无百年说"正是凸显于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仿佛"倒计时"般的想象鲜活述说了半岛百年思潮的变迁样相。是故,爬梳其中的具体声音,还原思想界的即时样相,或许能够对了解近世朝鲜的东亚认识全貌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