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辣手”邵飘萍

<正>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魏染胡同,有一幢灰色的二层小楼,楼门正上方“京报馆”三个大字十分引人注目。这里就是京报馆旧址,是革命志士和传奇报人邵飘萍曾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进入馆内,一座镌刻着“铁肩辣手”四个字的影壁赫然矗立。馆内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介绍了《京报》和京报馆的发展历程、党领导下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和邵飘萍生平事迹。观尽展览,一段热血激昂的报人奋斗史便浮现在人们眼前。     

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60年

我生于1921年，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数学系．抗战时期，我的伯父孙越崎支援抗战并开发大后方煤业．到四川任天府煤矿等四个煤矿总经理．我也随其到大后方读书．于1945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曾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父亲孙英坡叫我回北京（时称北平）．于是我回到北平接手福兴面粉厂。时值中国旧制度崩溃、新中国建立之际．每个人都在考虑去留问题。我选择留下来．开始正式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此后的60年．我一直生活与工作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天涯情深

<正>到新疆后第四个年头,我结婚成家,决定携妻回乡探望父母。父亲接到消息十分欢喜,不时来信询问返程安排。我知道,离开故乡这些年,父亲早想幺儿了。一路辗转。大年三十的傍晚,我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湖南老家。刚下汽车,在老屋前的土坡上,一个身影瞬间闯入了我的眼帘——那就是我的父亲。     

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四)——“红色伉俪”漫忆在领袖身边的时光

"你们常来看看我,到北京来看我……我死后,你也不要忘了每年到坟头上看我一次啊……"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如此感慨道。自20岁起,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总共工作了15个年头。在此期间,李银桥结识了毛泽东家的家庭服务员韩桂馨,并在毛泽东的撮合下与她结为夫妇。我在采访时,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那些在领袖身边工作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在这两位老人心中,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却随着岁月的更替而越发清晰……     

残碑说话记

1997年10月的一天，我当年在小学读书时的老师陈定一从万荣老家寄来一封信说：“我兄陈俊力1940年跟随共产党孙定国的部队（212旅）走了，至今近六十年了，是死是活弄不清，我曾到过北京，侄女淑玉还到过中央军委、总参找了多次，都无个踪影。最近临汾地区外贸局杨佐同志给咱村党支部来信说：‘陈俊龙同志是个抗日烈士，浮山县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有他的名字，请你们转告家属，予以查对。’我因年老体衰，无力前去，望你了解一下情况。”我接到信后，第二天就到地区外贸局找到杨佐同志，杨老已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离休前任外贸局副局长、顾…     

老干部是个“宝”新农村建设离不了

这些年，我们村里先后退下来村干部十几位，他们的资历、辈分大都比较高，在村里都有较大的影响面。因此，继续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对于干好村里的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1994年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做的第—件事，就是对村里的离任老干部逐户拜访，主动和他们沟通谈心，积极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平常只要有时间，我就到这些老干部家去串串门儿，跟他们唠唠家常事儿，说说村里的工作，虚心向他们请教。平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谁生了病或遇到什么困难，我和支部成员一准儿是亲自登门。原支部副书记张振东，因脑梗塞落下了半身不遂，卧床多年。我们新班子上任后，就给他买了辆轮椅表示慰问。老干部梁淑珍因儿子酗酒气得住到了闺女家，而且因为着急，眼睛一时瞎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我们听说后，就带着慰问品前去探望，耐心劝解安慰老人，并对老人的儿子进行批评教育，使他认了错，很快将老人接回了家。每年春节，我们两委班子成员都要分头对老干部进行慰问。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我们不仅消除了老干部“人走茶凉”的失落感，而且逐步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友情评刊

作为《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的老朋友、热心读者，我时刻关注着杂志的蜕变和成长，每期杂志一到手，我就会抽出时间认真阅读。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它是服务指导我们支部工作的一本实用手册，早已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2014年第四期刊登的《朱彦夫：一个老兵的三场战斗》这篇人物通讯，让我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看完朱彦夫的故事，我强烈地感觉到，老人的背后，矗立着我们的民族之魂、兴国之魂。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任忠山人到暮年，总想以康乐幸福终了，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我要说的这位老人，虽无康泰的躯体，却不想在风烛残年享清福。他的行为曾使我感到内疚、不安，更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他是我的邻居，一位离休１５年、沉疴缠身的老人，他原在县直机关党委任副书记，...     

红色报人景昌之

正景昌之出生于20世纪初期,山西运城人,曾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后进入辅仁大学学习。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当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景昌之在辅仁大学接受良好教育后到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担任编辑。《京报》主张言论自由,屡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景昌之在《京报》工作期间,其编辑能力得到锻炼,     

难忘杨尚昆叔叔对我家的关怀

一 我与杨尚昆叔叔接触不多，但短短的几次见面，使我终身难忘。第一次见他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时继母张越霞依靠组织，把我们几个流落在各地的孩子找了回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团圆了，但没有了父母，全靠继母照顾。她在“四八”烈士祭奠大会上致悼词时曾对父亲承诺说，要担负起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继母在假日常带我们到与她较亲近的同事家走走。到她的难友家去得较多，还去在延安一起工作过的人家中。一天，她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看望杨尚昆叔叔。我和吉玛未见过杨叔叔，但他见到我们来很高兴，问我们多大了，上学了没有。当时，我刚从老家来到北京，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     

外事秘书马列眼中的周恩来

马列１９２３年生于沈阳，１９３６年秋参加革命。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５年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曾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１５年之久。近日，马列来到河南省驻马店市进行调研，我们有幸见到了这位已７９岁的老人。马列是一位十分可亲的长者，他朴素文雅，脸上总洋溢着慈祥的笑容。每当谈起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往事，老人就十分感慨地说：“我这一生能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我人生中的大幸。周总理高尚的人格，使我终生受益……”第一次随周总理出访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要访问苏联，说是给斯大林祝７０大…     

父与子:孤独老人起诉子女不回家 母与子:重病儿背中风母亲上长城

一个月前,北京房山法院窦店法庭,83岁的父亲朱海洋状告6名儿女未尽赡养义务案开庭,老人的诉求很简单,子女每周至少探望一次。老人称,自己不缺钱,有退休金和医保,但就     

延寿县六团镇永兴村：喜看蝶变日日新

<正>用毛巾里里外外认真擦拭了几遍，又用力紧了紧四根麻绳，延寿县六团镇永兴村73岁的王庆才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家里保存了几十年的“悠车”（婴儿吊篮）送到了村委会。2023年刚一入春，听说村里正在筹建记录时代变迁的“生活印记馆”，他第一个响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老物件”捐了出来。“这个‘老物件’跟我一起见证了过去的生活。如今生活好了，把它捐给村里，算是给后辈们留个念想儿……”感受着村里日益美好的喜人变化，老人满是皱纹的脸庞充满笑意。     

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

毛泽东的记忆误差 毛泽东曾于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走进美国档案馆──哈佛问学记

我在哈佛门学期间一共在四个美国的档案机构里进行研究。它们分别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个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二馆（我还曾到位于德克萨斯州CollegeStation新落成的布什图书馆参观过）。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是美国档案保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通常分为两部分：博物馆和图书馆。博物馆展出总统生平事迹，一为纪念，二为进行“传统教育”，所以馆址都选在总统的出生地或与其生平事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地方。图书馆，则与我们想象的这然不同。它实质上是档案馆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图书馆，主要保存总统任期内与总统形成直接关系的绝大…     

济南秋色似江南

二十三日，我们整整玩了一天，看了一天，谈笑了一天。上午九时，问明了路由，馆工为我们雇了四辆人力车，说明先到千佛山，回来经趵突泉和金线泉，再回到馆前，每辆大洋五毛。我们是四人，除我和以凡、石永外，便是刘以平先生。     

新犁

刘相安教授是个勤奋人。40多年来,他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满腔热情,孜孜以求地口授笔耕在哲学这块园地,取得了重大的教学科研成果。近闻得了一场重病,想去探望,又怕去探望,因为泪水极易给患者加重不应有的负担…… 今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月亮不见,星星很密,显出浓稠,将幽蓝的夜空坠低了许多。我到刘老师家拜年,只见楼前有一位老人在散步,从背影看去像是刘老。我快步上前打招呼,他见是我,稍一迟疑,认出我来。于是,我随他后面走进楼去。 在没有摆设的朴实无华的卧室兼客厅坐下,面对着这     

《战士与苍蝇》：鲁迅捍卫孙中山的短文

鲁迅从来没见过孙中山，也很少论及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而专门评论孙中山的文章更是只有两篇。其中第一篇就是写于1925年3月21日的《战士与苍蝇》。该文最初发表在3月25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14号，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古老的北京，辽阔...     

永不消逝的友谊——我和黄昆在西南联大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１９４１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新的面孔出现了，那就是黄昆。当时，他已经从北京燕京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到联大来做助教。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一年后，在１９４２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     

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