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传统

法律传统研究中的四个基本理论问题，即法律传统的概念、特性、结构、功能，有必要进一步研计。法律传统是指发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法律化。法律传统具有群体性、优势合法性、历史延续性和可变性四个基本特性。法律传统是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行为层面的法律化构成的。法律传统在法律实践与法律发展中具有积淀、指引、整合、定向四种功能。     

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角度看我国司法解释权问题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过程中特定的人或组织按特定方法阐释法律的活动。从哲学方面看，阐释学法学将法律理解为一种解释活动，揭示了理解和解释的普遍意义；从法律适用方面看，法律解释维系着立法意图和司法目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两对重要的关系。法律解释必要性理论有助于重新认识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所存在问题的成因，基于这种全新的原因分析，可以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思路。     

论司法过程中裁判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裁判规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根据法律原则或者法律规则所创制的作出案件裁判结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依据,是法律原则或者法律规则的具体化、清晰化形态。构建裁判规则的必要性主要在于:法律规则存在模糊文义;存在法律漏洞。构建裁判规则的基本方法是法律解释。广义的法律解释主要包括:对法律规则模糊文义的法律解释;法律漏洞补充。法律推理通常可以分为三类:形式法律推理、实质法律推理、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法律推理。裁判规则模糊文义的适用需要运用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法律推理。     

不确定法律概念之解释——以合同法为例

由于我国理论界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理论研究的滞后,导致司法实践中理论依据的缺乏.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释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为我国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应采用折衷模式,审判者应在严格遵守法律原则基础上进行法律解释.     

依法执政要求党必须正确处理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长期存在的以党的政策代替国法的做法,使得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依法执政要求共产党改革主要依靠政策执政的方式,实现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执政;要求党要保持政策的合法性,并处理好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依法执政要求党必须正确处理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长期存在的以党的政策代替国法的做法,使得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依法执政要求共产党改革主要依靠政策执政的方式,实现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执政;要求党要保持政策的合法性,并处理好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也谈法律解释--对《立法法》中法律解释规定的一点看法

法律解释问题在近年来备受法学界的关注.2000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用专节对法律解释作了规定.本文从分析<立法法>中法律解释的含义入手,认为<立法法>把解释权收归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行使有利也有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法律解释的主体应该是司法机关,但作者认为,我国的法制现状决定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局面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共存.     

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简

在法律解释方法中，为规避“同案不同判”现象，法官要正确有效地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各自有其侧重点，所实现的基本价值也不同。因此，解释者必须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价值或利益关系，反复权衡，不断考量，以最终选择其中某种解释方法。实践中，注重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排列有利于解决现实中的“同案不同判”问题。     

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互豉关系中的法律——对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点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法律作为媒介的法律和作为制度的法律.作为媒介的法律是调节经济和行政系统的,而作为制度的法律是调节生活世界的.作为制度的法律和作为媒介的法律都是实证性和合法性的统一,都是从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性法的传统和功能主义法律观都忽视了法律赖以产生的基础--生活世界.忽视这个基础就会导致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     

农村宅基地抵押试点的法律观察

现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试点分别以财产流转性收益和农村金融市场扩展为抵押主题,采取农民房屋所有权并附属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和宅基地使用权直接抵押二种模式,多种类型.试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存在抵押权合法性、抵押物处置效力的法律风险.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应遵循合法性途径,完善抵押登记制度,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应市场化运作,其受让后的宅基地使用权期限可界定为30年为宜.     

论法律规则模糊性的成因与法律解释方法——以知识产权法为例

立法语言存在固有的模糊性,模糊立法语言具有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周延性、稳定性等积极功能,同时也易于产生权力滥用、腐败等消极现象。立法语言的模糊度在私法、公法方面有不同的标准。从步骤上来分,模糊性法律规则的法律解释方法可以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等。文义解释分为字面解释、体系解释等。论理解释是在文义解释的基础上运用主观裁量方法,对模糊性法律规则进行的不改变核心文义、不超出文义范围的阐释。论理解释的结果表现为平义解释、限缩解释、扩张解释,也可以是对模糊性法律规则的类型化、具体化。     

信息作战条件下军队律师的法律服务工作

现代战争信息作战将成为军事斗争的主要模式,军队律师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必须掌握信息作战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及时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我军信息作战的胜利。信息作战条件下军队律师法律服务工作为积极宣传我方信息作战的合法性、协助我方依法实施信息战、依法保障我方信息战安全和依法反击敌方信息战攻击。     

论和谐社会的法官职业化建构——法律方法视角的探讨

法官职业化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创造;和谐社会进程中进行法官职业化建构,法律方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思维是形成法官职业化的基本条件,法律解释是法官职业化的灵魂。     

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经济性社团组织只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合法性,并依据法律登记注册后,即可在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下获得其公开活动的自由和权利,也即成为一个真正自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通过法规建设,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团提出了综合的合法性要求,即一个行业协会除了获取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甚至政治合法性以外,还必须获取其行政合法性.本文分析我国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的含义及规定、行政合法性的特点,并从行政合法性角度对如何协调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初期的历史境遇--法律工具主义的视角

5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法制建设滑坡,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是当时法制建设指导思想深处潜藏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逻辑结果。从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共同纲领》到作为过渡时期总任务法律形式的《五四宪法》,不论其结构形式还是实际内容,都是直接为政治需要、政治意图服务的,宪法作为政治工具,未能在保障权利、限制权力方面起到应有作用。而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在当时之所以可能,既有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又有传统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论证,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产生也需要法律工具主义。今天看来,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必须对我们无意中承受的传统保持高度警惕。     

自然法视阈中的公法解释基本原则

自然法学强调法和法律的区分,认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之外存在法.在私法领域,基于私法的造法性以及制定法的局限性,适用法律时允许依法解释或在法律之外寻找法的做法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公法领域,鉴于公法限制公权力及保护私权利的性质,公法解释是否还能突破公法的明文规定甚或在法律之外再找法？本文认为,公法原则或公法理念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认识到的真理,本身即为法,公法规范若不合这些原则或理念,应被摒弃,转而适用其他合法之规范,公法涉及公权力行使的法律漏洞不允许以扩大解释作填补,惟涉及私权利享有之法律漏洞允许依法扩大解释.公法解释应遵循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合目的原则和合程序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法律根基的现实澄明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马克思主要依赖于黑格尔哲学来理解法律,法律被视作人类自由精神的彰显.这一解释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解释原则的确立,马克思找到了澄明法律现实根基的哲学武器,法律不再是理性自由的体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莺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中有其起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阐发了法律的历史生成规律及其本质.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并实施相同的法律。然而随着港澳的相继回归和两地区基本法的先后颁布,目前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的未能统一,都使得我国原本的单一法制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目前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在中国至少存在3种以上。如何处理此类的法律冲突,已经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国际上目前通常采用区际冲突法和统一实体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为此,本文将从国际私法中有关区际法律冲突的理论解释为起点,并结合中国在区际法律冲突方面的现状,寻求较为理想的解决方式。     

诉讼中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是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认为,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不矛盾的,不应将两对立起来;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正是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诉讼认识的相对性不能成为否定客观真实的理由;否定客观真实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新进展

行政诉讼制度是在民主宪政下,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监督制度,是行政相对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基本途径,也是行政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起步较晚,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尽管建构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当时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还缺乏行政审判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