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规定,这在客观上弥补了原有法律的不足,加大了刑法对贿赂犯罪的惩治力度。但由于刚刚颁行,还缺乏实践的积累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指导,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澄清。     

谈毛泽东刑法思想对我国刑事立法的指导意义——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毛泽东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刑法思想及刑罚方法和制度,例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少杀慎杀"的观点等,都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的修订是历次修订动作最大的,共修改了50个条款,涉及49个问题。这次修改有几大特点,例如,取消了13个罪名的死刑,第一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了修改,完善了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将"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律化。这些修订内容是毛泽东刑法思想的具体体现。刑法修正案(八)是我国刑法史上一次跨越式进步,整体而言该修正案充满了人性、人道、人文基调;但是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例如,能否将如实供罪作为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部分犯罪行为能否非犯罪化等问题尚需探讨。     

民事罪刑化：现状及其演变——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我国民事罪刑化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立法上的民事罪刑化是解决实定法上的实质犯罪的犯罪化问题。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正是基于社会结构弱化、行为人角色冲突、社会规范失调、个体自由过限等这种情势,公法的矫治才能取得正当性的基础。目前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甚至就我国犯罪圈的划定范围来看,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趋势应是民事罪刑化。     

偷税罪的立法演变及《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之解读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利剑行动 一触即发——省公安厅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专项行动

正2016年8月,海南省儋州法院审理首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三名被告人彭某、李某标、陈某辉均获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10个月不等。虽然在之前我国各地都出现了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恶性事件,公安机关也做了整治相关部署,但此次儋州法院第一次对该类案件进行宣判,显示了我国打击网络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中正当行为的体系性地位研究 --以犯罪构成体系的特点为视角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犯罪构成体系的层次性和阶段性特点所决定,正当行为和犯罪构成体系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化的特点,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在中国刑法中,传统观点对于排除犯罪性行为与犯罪构成体系之间的关系存在解释论上的缺陷.未来刑法理论的发展方向是通过改造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结构对排除犯罪性行为进行归位,而不是在沿用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排除犯罪性行为归属于四大要件之中.     

《刑法修正案(九)》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正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前的规定有两个条件限制:一个是身份上的限制,必须是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另一个限制是利用工作、职务便利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医疗、教育、邮电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职务上的关系,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把这两个条件都去掉了,要求不仅     

以法律之剑直击商业贿赂——写在刑法修正案（六）通过之时

商业贿赂,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正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它的出现和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新动向有很大关系。2005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严肃查处职务犯罪,使一批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今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案件2840件,初查2537件;立案侦查1264件、1415人;移送审查起诉931件1037人,法院已开庭审理作出有罪判决736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3210万元。     

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修改的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非法采矿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该二罪的容量、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强化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和非法采矿行为的惩治力度。这些修改是我国处于高风险社会现实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     

浅析我国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以2020年《著作权法》和2020年《刑法》为视角

网络著作权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屡见不鲜。为加强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2020年《著作权法》和2020年《刑法》依据网络化、数字化等技术变化,对法律条文作了多处修改：2020年《著作权法》通过定义作品和完善作品种类、调整广播权的适用范围与规定惩罚性赔偿等方式对网络著作权加强保护;同时,将行政处罚扩展为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加大网络著作权保护力度。2020年《刑法》也对与网络著作权密切相关的侵犯著作权罪进行了完善,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可构成侵犯著作权罪。2020年《著作权法》中的民事维权、行政执法与2020年《刑法》中的刑事制裁相结合,有利于实现网络著作权的全面保护。     

学法时间：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便利公民社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简介

2003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经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予公布，自2004年1月1日施行。居民身份证法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利保护，以及政府的管理权限与管理职能的问题，所以它的出台对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政府行政管理观念的转变与进步都有着特殊的意     

中国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研究——以公民文化缺失为视角

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公民文化缺失的现象，导致乡村组织方式等级化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先进文化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三个层面入手，其根本就是重构乡村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意识。     

关于“公民社会陷阱论”的思考——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本文以周本顺先生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论”为思考点,根据其《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行文思路,从公民社会的来源概念、公民社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培育和规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扩大公民参与: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以制度分析为视角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维稳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但由于以往在维稳思路、维稳方式和维稳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维稳结果是"越维越不稳"。因此,迫切需要对原有的维稳思路、维稳方式和维稳机制进行变革和调整,尤其是要把民众迅速扩大的参与愿望纳入到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建立健全官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与合作治理机制,才是实现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历史嬗变为视角

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事务处理方式和处理机制.原始社会不存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国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否定,意味着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意味着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垄断了公共权力.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与公共权力又重新走上统一.通过对社会与公共权力之间逻辑关系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以影响、参与、行使公共权力为目标指向的公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监管改造的视角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本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点鲜明、亮点纷呈,是我国刑法向人道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本次修正增加了一些罪名,调整了部分犯罪的入罪门槛,取消了部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采取从宽、减轻处罚,并将社区矫正制度写入刑法。文章从监狱监管改造的独特视角分析本次修正将给监狱工作带来怎样的难度,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逻辑必然与现实对接——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视角

番禺垃圾事件凸显出公民对政府决策参与的缺失。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逻辑起点出发,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决策环境的变化,使公民参与决策变得非常必要。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新要求。公民必须参与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并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实现政府决策和民意的有效对接。     

为高扬的党旗增添新的思想光辉——《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2007年10月21日上午，北京，晴空万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胡锦涛同志主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为高扬的党旗增添新的思想光辉——《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2007年10月21日上午，北京，晴空万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胡锦涛同志主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公民政治参与的另一种解读——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就如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常常为稀有资源而竞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民众更倾向于关注基本的经济福利,而不是政治权利,那时,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并不强烈。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比以往强烈,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另一方面,民众通过政治参与来保障自身利益,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