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与生产者延伸责任研究

产品责任和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均属于生产者责任范畴。产品责任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生产者延伸责任则关注环境保护。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以缺陷产品是否投入流通领域,可以将产品责任分为两类,即进入流通领域前产品存在缺陷的产品责任和进入流通领域后发现产品缺陷的产品责任。基于环境保护,最初EPR要求生产者承担回收废弃产品义务,然而部分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对EPR做出了修正。EPR在产品适用范围、责任人、承担责任前提、费用承担等方面不同于产品责任,有必要对产品责任与EPR进行研究,以便完善中国有关立法。     

论循环经济中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循环经济是一种节约能源、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并减少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当前已经通过立法正式确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但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进一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更好的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     

延伸产品责任制度研究

消费社会传统的产品责任体系无法满足现实的社会需要,产品处置阶段责任主体的空缺,导致了"公地的悲剧"。延伸产品责任扩展了传统的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产品废弃物在处置阶段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延伸产品责任的产生和发展出发,探讨了延伸产品责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简单分析了延伸产品责任制度的责任体系。     

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困境分析——从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谈起

生产者责任延伸是解决废弃产品问题的一项新兴的环境策略,在我国已初步构建并开始实施。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循环利用,我国实施了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但该政策实施后遇到的一些问题,如回收企业技术落后不能满足回收的大量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生产者组织和废弃产品处理基金制度没有有效建立、政府行政干预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的缺位、法律规定的空白等阻碍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     

电子废弃物跨境转移至中国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层面规制跨境电子废物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是重要的问题。环境保护法律比较宽松,执行力度不大,处置电子废物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环境保护意识差,是电子废弃物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应当积极地完善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维度对电子废弃物转移至境内进行规制。在《公约》体系下促进对电子废弃物的危险废物的性质的明确,明确“处置”的概念,并将生产者责任引入《公约》体系下,促进《公约》对私主体的约束,促进《公约》下技术与合作信托基金的赔偿补充性作用以及《公约》被更广泛地接受;同时国内法上明晰电子废弃物的概念语范围,明确规定行为与责任相适应的违法责任,针对香港转口电子废弃物的法律漏洞尽快达成内地与香港之间更进一步的合作安排,敦促违法主体为非国内主题时涉案国加强危险废弃物出口的法律规制。     

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

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使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进入市场 ,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 ,由于产品的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受到伤害和财产受到损失的案件也不断增多 ,则应加强产品责任立法 ,加强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 ,强化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打造本质安全的零售终端

承担安全责任，为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既是企业运营的客观需要，也是国家法律的要求，更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义务。     

循环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实现资源投入的减量化、产品生产的再使用和废弃物的再循环,最终达到“最佳生产、最佳消费、最少废弃”,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使经济增长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文章从阐述循环经济的基本涵义出发,对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方面的重大作用进行分析,提出了展开循环经济实践的对策措施。     

三峡库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研究

由于三峡库区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等原因，造成了库区现实发展的相对落后，这要求库区必须更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符合库区实际的新型发展模式。但是目前国内和三峡库区地方的相关立法都还不尽完备，还不能形成对各相关方面的有效规范。文中从循环经济的视角就三峡库区的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处理三个层面来探讨三峡库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完整法律政策体系的构建。一套完整的循环经济法律、政策体系将对库区的循环经济建设起到导向和规范作用，进而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三峡库区的循环经济建设。     

加快横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考

农业循环经济就是把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和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和减少废物的产生排放量,实现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整个社会实现大循环的必要环节,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出路。目前横县在工业方面强调循环经济比较多,而在农业方面强调循环经济则有所不足。树立资源忧患意识,科学利用有限资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不仅事关横县农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是横县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循环经济：再造“生态文明城市”新范式——贵阳市生态立法之路径研究

工业强省战略对贵阳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循环经济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范式和思路。以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立法,对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针对贵阳市生态立法实践,重新梳理和修订相关法规,可进一步引导企业行为,规范政府措施,使贵阳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逐步迈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走出一条有效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国电子垃圾污染防治立法初探

目前我国电子垃圾污染日益严重,而有关防治电子垃圾污染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系统性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及利用法律体系,完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并加强对电子垃圾进口的法律规制。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现行宪法中“法律”的分析——基于立法的维度

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总共出现82处，其中需要予以具体化的49处。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的具体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照抄”式的具体化，人大立法的具体化，人大立法和行政立法共同的具体化以及主要依靠行政立法的具体化。部分或者主要依靠行政立法具体化的“法律”集中在土地和非国有制经济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不宜主要南行政立法予以规范。因此，“立法时代”未可结束。     

试论政府责任的立法困境与法律控制

政府责任立法是一项关于政府公共权力制约及其行使边界规范的政治活动,除了宪法及相关政治法的实体性条款之外,大多数政府责任立法多应表现为程序性法案。然而,在现实中政府责任与公共权力相伴生的规律退化为法律对权责规定模糊的立法困境。在关于政府责任的立法过程中,立法语言技术滞后性问题造成了当下法律条款难以明确权责之间的界限,结果衍生出政府责任实现与追究的难题,这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若要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律控制,亟须提高立法语言技术水平,促进政府责任法律体系的统一,并加大程序性法案在政府责任立法中的比重。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救治

如何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促进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保障,已经成了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政府责任缺失的救治主要有: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管理服务;提高农民工社会政治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立法制度;支持和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新闻媒体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公司转投资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我国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强制到公司自治的发展历程。新公司法中的公司转投资立法模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公司本质的回归,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但是依旧存在适用转投资信息披露制度的公司范围过窄、公司高层转投资法律责任空缺、越权转投资行为效力不明等制度上的缺陷,并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和公司自身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放任自流的做法,在公司转投资问题上采用公司自治与有限规制的立法模式,并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略论循环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循环经济法是经济法部门下的一个子部门法。循环经济法的定位关系到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文章将从循环经济法与经济法＂三个特性＂、＂两个核心＂、＂一个归宿＂的契合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循环经济法与经济法这样的高度契合并不是偶然的,其是社会规律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发展循环经济的资源价格障碍与对策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对资源进行合理定价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目前,循环经济要求"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之所以难以成为企业自觉的选择,是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资源无价观念影响、资源市场价格偏低、资源价格体系扭曲、资源价格管理混乱和资源环境补偿不足等诸多的价格障碍。要突破价格障碍,必须树立资源价值观念、完善资源定价制度、建立环境补偿机制、创新价格管理体制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使循环经济走上正轨并发挥其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作用。     

The watchdog of Parliament: the centenary of the legislative audit

Abstract. August 1, 1978, marks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legislative audit from the time of its first application in Canada to the present day. The first legislation, modelled on the United Kingdom Exchequer and Audit Departments Act of 1866 and virtually unchanged in substance from 1878 to 1931, vested in the Auditor General the dual functions of comptroller of issue and auditor of the public accounts, with the emphasis on legality and conformity with appropriation requirements. In 1931 responsibility for issue control was removed from the Audit Office and transferred to a newly created executive officer, the Comptroller of the Treasury, who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a pre-audit of expenditures, leaving the Auditor General his post-audit function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transfer in 1969 of responsibility for pre-audit from the Comptroller of the Treasury to depart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Glassco Royal Commission 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for money’ concept by the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on the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and the embodiment in legislation in the 1975 Auditor General Act of the ‘value for money’ concept in which the audit emphasis is primarily on 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