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视角——基于北京市酒仙桥"投票拆迁"的分析

拆迁涉及到政府、拆迁户、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等各方利益,是当前产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市酒仙桥地区在危改拆迁中引入了投票,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的各方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协调整合下的"无奈选择".酒仙桥"投票拆迁"颇具创新精神;但也反映出公众在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以及政府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如何准确定位,进行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将持续增加,对以整合社会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

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转录文本和政府官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六个主范畴和一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意识—能力—保障”归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个体身份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其他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其中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对公众参与有效性起决定作用;公众参与有效性类型可划分为互动合作型、自主探索型、被动参与型和无参与状态等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较强,趋于互动合作模式。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公众深度参与;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     

公众参与背景下多源流理论如何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多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场域,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刻意的模糊性”,隐含着政策操作的内在逻辑,整个政策过程也被比喻为德尔菲神谕的传递过程。公众参与作为打开“政策黑箱”和破解模糊性的一把钥匙,契合了政策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对既有文献进行挖掘,架构出影响公众参与的五个关键要素,即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价值取向、参与渠道和政府形象,并采用多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和个案检验方法,分别考察公众参与要素内输入源流的配适性和不同要素的实质效力。研究发现,公众参与的五个要素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等三股源流的流量、流向和水质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并且构成源流发生变迁的必要条件也有所差别。公众参与要素在源流运行中发挥着要素牵引的功效,牵引着问题源流触发议程设置、使漂浮的意见主张落入“政策原汤”和促使领导重视并开始介入,呈现“问题—压力—回应”到“参与—互识—俱进”的逻辑轨迹。在公众参与背景下,三股源流逐渐趋于耦合,从而打开政策之窗,建立政策议程,促使源流图谱发生变迁。     

公民参与的诸模式: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公民参与具体表现为以投票、选举等形式的政治参与,而无行政之公民参与。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近几十年来,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公共行政过程。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民参与具有不同的模式,具体包括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无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作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作为“顾客”的回应型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服务时期中的作为“公民”的强势公民参与模式和治理与善治理论中的合作式公民参与模式。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经验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一议题备受学者、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注。本文特选取获得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出发,剖析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过程、决策特点和公民参与的形式,总结并诠释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实践作法与相关经验,认为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关键在于回答好四个问题: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以及参与效果如何。     

从“文化堕距”理论看城中村村民的社会化——以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文化堕距"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针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这一现象而提出的理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文化堕距问题在城中村村民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其外在身份改变快于内在素质提高、外部环境变化快于心理调适速度、客观制度设置快于主观规范意识的建立.为此.需要从提升城中村村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方面入手,增强其对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适应能力,尽快消除文化堕距.     

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就是推动行政决策向公众参与开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表现为公众与政府互动,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决"即公共决策,实质是以公众参与权制约政府决策权.基于中国经验,通过构建"开放?嵌入?互动"的过程模型,认为开放的实质是"赋权",嵌入的实质是"充权",赋权"越充分且"充权"越充分,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与政府互动程度即公众参与度越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由广度、深度和力度构成,影响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度的因素,一是参与权利不对称,二是参与权力不对称.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

在行政学120多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学派的争鸣,仅仅是在不同时期管理主题变动下研究潮流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凝练成一个以政治-行政两分的"威尔逊-韦伯"范式为轴心、以时间、历史事件和学科厚度为坐标系的"呼吁行政"与"改造行政学"交织演进的双螺旋模型.在螺旋演进中,形成了研究潮流A、B、C、D、E、F.在未来的20年,我们将面对潮流G的冲击.鉴于第一、二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推动、预示了潮流E、F的到来,我们在统计分析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资料的基础上预测了研究潮流G将会是"治理"+"呼吁"+"改造"≈"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     

科学定位政府角色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分析视角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集聚各方合力推动其发展，政府在其中无疑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然而当前我国“城中村”改造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大战略抉择，却面临着种种困境和局限，特别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体现提出了更高诉求，迫切要求政府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城市有条不紊、协调可持续发展。     

风险管理理论视阈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高校的反腐形势日趋复杂。加强廉政创新,将风险管理理论融入到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的实践中,对进一步深化、延伸预防腐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遵循系统原则、科学原则、动态原则和效益原则。为此,应在宏观层面加大对高校廉政风险防控的推动和指导,突出对重点环节的管理,完善组织内控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主体制度,在实体完善的基础上加强程序规范,为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