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农民(村民)是其主体力量。如何增强农民(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困境在于:城乡分割体制消解了农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农民(村民)淳朴的乡土情,较低的文化素养羁绊了农民(村民)的认知水平,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淡化了农民(村民)的组织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动摇了农民(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此,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对策,即在主观(思想)层面,最大限度地重视农民(村民)主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在政策层面,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村民)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消解城乡阶层分化带给农民(村民)的现实困扰;在市场层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需要(积累);在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引导农民(村民)培育"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     

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的制度研究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成本"意识日益强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成本也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内生障碍、政府规模不合理及其制度缺失等因素已成为高行政成本的主因.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投资融资体制和增设财政预算制度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优化的主要制度保证.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村域文化价值对乡村治理的借鉴与拓展

在一定地域空间发展过程中乡村逐渐形成自身特定的文化及其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的作用要融入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内得到体现,并教化和约束村民的观念、行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通过农业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持续传承,凝聚了村民的乡情向心力共识与架构乡村社会有序运转的理念。治理乡村时,要从整体上把握乡村文化规律,合理借鉴乡村文化自身所含有的价值,实现乡村"法治、德治、自治"相互作用、协调。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探析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人才流失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匮乏,乡村治理仅靠行政力量的纵向嵌入与村民横向自治,治理成效不容乐观,乡村普遍出现了"空心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生态环境恶化、传统文化淡化、村民自治无力的困境。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政策供给视角下稳定脱贫的结构性风险及其系统性治理

稳定脱贫既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和“防止返贫”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当前,稳定脱贫仍面临政策规划与村民自治耦合不够、政策实施与村民需求匹配不佳、政策绩效与对象发展目标不适、政策供给与民生改善衔接不畅等结构性风险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压力式的目标传导、乡土性的基层伦理、不对称的信息资源和惯性化的政府运行等所致。有鉴于此,基于公共政策及风险治理理论实施系统性治理十分必要,具体在于：构建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协同治理机制、实施开发性与保障性相结合的分层治理机制、坚持制度建设与应急帮扶整体治理机制以及注重短暂与持续相结合的动态治理机制等。     

转型期村干部选举问题的深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村民自发探索、顶层设计规划并借鉴他国经验的民主选举村干部的制度,成为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与实践,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及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转型期的村干部选举,矛盾冲突始终夹杂其间.而执行乏力的选举制度、农民复杂的心理与利益诉求、村干部面临的现实诱惑,以及尚缺乏公共理性的文化土壤等诸层面因素,是造成困境的逻辑起点.再延伸些思考,就百年乡村建设的长时段来考察,这又是一个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地走出真正本土化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的课题.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个案考察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推进,如何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出现了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通过对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细致描述,能为理解我国当前乡村公共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补充。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恩城乡那望屯的实践案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乡贤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贿选"、监督乏力、决策不民主、村务公开不到位、"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不够和谐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关制度特别是操作性和保障性制度机制供给不足,利益多元化特别是"三元"利益博弈激烈,以及背离现代民主理念的传统习惯、文化风俗和家族观念厚重等。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必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通过建立健全村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科学界定乡村权力边界、划分"两委"职能、推进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立法等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联分析——兼论村级治理的经济基础

按照村民自治原则进行集体土地管理,是村级治理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内在制度要求。集体土地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成为激活村民自治运转的经济基础。围绕集体土地利益分配产生的村级公共治理活动,形塑村庄政治基本格局。开展集体土地民主管理活动,需要在国家政策前提下进行,外部制度供给变化会带来村庄政治格局变化。但是,过于细致和具体的国家政策,深入到村庄公共事务内部,形成国家替代集体进行村级治理的局面,压缩村民自治发挥作用的合法空间,消解村庄自主治理机制。村级制度建设要做到规范化并保持村民自治活力的平衡,才能有利于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论数字时代公共舆情的次生化

数字时代公共舆情面临内在结构的调整和治理挑战的次生化变革。公共舆情内在结构变革体现在技术、文化与空间三个层面，即数字传播应用技术从一元到多元的拓展，参与式文化从追求想法表达到公众情绪联动的转向，舆论空间从传统秩序空间到数字化交往空间的边界消融。公共舆情次生化面临着“技术—文化—空间”的结构性治理挑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技术增加公共次生舆情治理难度、泛娱乐化乱象销蚀公共次生舆情治理的思想根基、社会结构性紧张扰乱公共次生舆情的治理秩序。应对公共舆情次生化，要从技术、文化、空间三个维度以精准化逻辑矫治技术异化、净化文化生态、纾解社会紧张，完善公共次生舆情防范机制、强化公共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和健全公共次生舆情调控机制。     

公共领域对话语空间及舆论方向的影响与作用——以大光明电影院事件为例

1930年代,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不怕死"事件,客观上促成了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左翼知识分子、中共地下党等形成基于民族主义认同的一致战线。公共物理空间聚集所激发的话语空间鼓噪,是现代都市才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现象,是现代性在公共空间的凸显。电影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空间和场域,使上海的现代公众意识得以释放,公共空间延伸至媒体空间的公共辩论,形成公共舆论,促成了相关制度的形成和实施,进而导致政策和法律的长期推行,最终塑形了上海的文化公共领域。在今天的互联网碎片信息网络中,如何平衡公共领域,正向引导、树立舆论环境,促成社会和谐发展成为新的社会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