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问题研究

本文介绍了中朝边境地区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途径、规模和特点,分析了人民币跨境流动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对两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最后本文针对人民币跨境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家国与个人——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中老两国是地缘关系上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两国边民跨境通婚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两国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彰显。中老跨境婚姻数量增长的同时,由于社会文化调适失败而导致的跨境婚姻失败案例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跨境婚姻失败群体的社会再流动凸显其向上流动的经济理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的成本。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出发,结合多重组织化力量来改变跨境婚姻中老挝媳妇的弱势地位,才能有效降低跨境婚姻的失败率,规避跨境婚姻失败群体二次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     

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制研究

跨境数据流动是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发展及经济社会全球运行的必然结果。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运输给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及公民的个人人身、财产安全带来巨大隐患。数据出境管理政策、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数据权利与数据权力的关系权衡等,都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形成障碍。有必要构建专门的跨境数据流动立法,并辅之以配套的立法规范,以确保出境数据安全。     

民族边疆地区社区矫正的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西的实证研究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聚焦于广西民族边疆地区,深入探讨社区矫正的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多维度地分析社区矫正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揭示其年龄结构年轻化、农村户籍主导、文化程度偏低等变化趋势。其次,探讨经济发展与社区矫正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数量和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社区矫正的优化配置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此外,还关注到犯罪类型的多样化对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挑战,强调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制定相应矫正措施和政策的必要性。这不仅丰富了社区矫正的理论体系,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也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有助于推动民族边疆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持续改进和完善。     

浅析我国的流动人口问题

我国的人口流动问题主要是农民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目前表现出来的第四次浪潮,特点是伴随产业转移使流动人口就近非农转移。在前三个阶段,流动人口的流动只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但没有完成城市市民化。考虑到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的大趋势,今后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注重农村政策、产业转移、金融危机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人口的年龄供给与人口流动、教育分流与劳动力的供给等因素。     

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动因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主客观因素外,还有自身的特殊动因: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准的相对落后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口流动提供了充足的流动资源储备;政策反哺和区域产业转移对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效应的逐步显现,成为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农村流动女性的自身素质、传统观念的影响、城乡差别的存在、社会就业渠道的狭窄等,共同制约、影响着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人口的流动.其突出问题表现为结构性问题、政策性问题、制度性问题、观念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因此,我们要针对以上问题采取一定的措施.     

当前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特征、原因及对策

当前西北边疆地区分裂势力再度抬头,使该地区民族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本文在剖析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族际教育公平、促进族际公平就业、强化国人意识、调整民族政策等5个方面缓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对策建议。     

云南边境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安全问题及法律对策

中国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后,云南作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在边境贸易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地区。人民币跨境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结算风险、非法资金流动、境外滞留及假币等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以云南边境人民币流动现状为考察中心,分析人民币在国际化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所存在的安全问题;并对如何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测,如何规制人民币的非法跨境流动进行探索。     

强弱制度交互演进视角下的跨境医疗合作——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例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以跨境合作方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动的重要保障,如何克服制度差异实现合作就成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一院两制"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例,构建强制度与弱制度交互的制度演进模型,能够展示深圳政府和香港大学在不同阶段合作的动机、逻辑和形式。在互嵌阶段,双方合作以弱制度开启,直接引入办医、就医、行医、管医等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强制度;随后互塑阶段体现为强制度的政策创新,以及通过弱制度去改造管理流程,形成了实质性吸纳和象征性吸纳两种结果;共演阶段则要求医院借助自身累积的社会资本,推进跨境治理体制改革,建立强制度来维护合作成果。因此,建立清晰的权责框架、建设学习型组织,以及强化跨境合作组织的正当性等方面举措对于塑造成功的公共服务跨境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云南跨境洗钱犯罪现状及对策研究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是我国重要的西南门户和对外开放的通道和前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各种跨境犯罪也与日俱增。洗钱犯罪作为多种经济犯罪的下游犯罪,在云南边疆地区呈不断上升的态势,且多以跨境形式出现。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对云南跨境洗钱犯罪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其特点提出相关对策。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