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解释的类型、张力与演化趋向

犯罪解释的类型在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大体可以分为五种。其中,宏观解释与微观解释虽然呈现各自的特征与解释效度,但也显示了融合的复杂趋势;因果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的内涵不同、限度呈现差异,结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解释;社会学解释、心理学解释与人类学解释各自的特性与解释＂边界＂明显,但均需要改善;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组织体犯罪解释的类型,并与个体犯罪解释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现代化解释与全球化解释在其社会动力机制上是不同的,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构成了对传统解释范式的挑战。     

关于犯罪原因的一种解释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信任体系,它包括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制度的信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人对人、对社会、对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起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就会增加社会运转的成本,甚至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从信任论的角度入手,来探讨犯罪的生成,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犯罪,从而寻找到更好的控制犯罪的方略。     

试析解释犯罪原因的犯罪组构论

犯罪的生成、变化是一个犯罪组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来自人和社会的因素围绕犯罪组构都表现出特定的功能。犯罪是人和社会互动结构变化的一种形式。所以,治理犯罪不是单纯地限制和消除所谓的诱发犯罪的因素,而是转化人和社会的作用结构和作用方式。     

对“单位犯罪”最新立法解释的理性分析

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单位犯罪的最新立法解释,解释中的刑事责任只能指代任何可能触犯到的罪名的刑事责任,而非特定罪名;构成单位犯罪与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存在一定区别,虽然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但依然构成单位犯罪,而最新立法解释认为是自然人犯罪,两者存在冲突。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区域社会平安建设指标体系的设定与模型构建

区域社会平安建设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作,平安区域建设指标的设定与科学考评则是其中的基础环节。本文梳理了区域平安建设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构建了区域平安建设指标体系,并通过数据研判及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评价模型,旨在以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为导向推动区域社会治安治理,为区域社会平安建设提供衡量标准和建设要素。     

类型化与解释:网络犯罪中若干构成要件要素的定性困境及其应对——以裁判文书网100个案例为分析样本

传统观点认为可以将网络犯罪分类为纯粹的网络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通过对100个涉网络犯罪案例的类型化分析,发现有必要将以网络为犯罪空间单独列为一种类型,然后可划分出三种类型,即以网络为犯罪对象、以网络为犯罪工具、以网络为犯罪空间。但是,这三种类型的网络犯罪中涉及的若干构成要件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定性困境。解决上述困境的出路是对网络犯罪中涉及的若干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扩张解释而不是重新立法。     

犯罪地理学模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的构建及应用

毒品犯罪与地理学因素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运用犯罪地理学模型辅助分析毒品犯罪的内在规律,有助于实现地域因素对毒品犯罪控制工作的导向价值。毒品犯罪在关键环节上的地理位置坐标与各种地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构建毒品犯罪地理学模型的思路。具体通过犯罪区域分布模型、犯罪地点选择模型与合成模型,对毒品犯罪的实施地点、毒品藏匿地点等重要信息实现可视化分析和预测,在毒品犯罪区域防治中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实用前景,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建设。     

寻衅滋事罪犯罪客体的新定位

2013年11月“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第五条规定了将利用信息网络编造虚假信息、恐吓他人等手段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此规定引发了较大争议,部分学者和司法界人士认为本《解释》是对寻衅滋事罪犯罪客体做了类推解释。文章从寻衅滋事罪的理论来源、立法定位、法律解释等角度来论述新的社会环境下寻衅滋事犯罪客体的定位,希冀为司法实践中适用寻衅滋事罪提供一定参考。     

当代犯罪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作为“社会有机体”中的软件,“与犯罪的关系深刻而又密切”。它不仅具有弥漫性与潜移默化性,对犯罪具有超越一定时空范围的强大浸染力、吞噬力和解构力,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和持久性,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规定着犯罪的原因、动机和手段。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文化可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大众文化等多种不同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与犯罪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必须审慎地加以甄别、判断和对待。从文化作用于犯罪的机制看,它不仅通过决定社会主导型价值观影响着犯罪的总体水平,而且,一定的文化背景条件还规定着不同类型的犯罪在整个犯罪结构中的比重;另外,文化还影响到国家的刑事政策走向———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犯罪惩罚观和犯罪预防观。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模式

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为了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充分整合各种社会防控力量,构建一套以违法犯罪为对象的防控体系。为确保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行,其运行模式必须由多元主体来开展社会治安防控,做到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有机结合,并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     

情境犯罪预防本体理论解读

传统犯罪预防模式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局限性促使人们另辟蹊径,探索了另一条犯罪预防道路——情境犯罪预防。情境犯罪预防日益深入人心,缘于其背后厚重的理论支撑。情境预防已发展为五大策略和25种具体手段,其显著特色是预防措施手段具体化且可操作性强。情境预防的实质在于：通过增加犯罪难度、增大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收益、减少犯罪诱惑和消除犯罪借口等措施,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情景预防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一种犯罪预防方法,成为可与传统的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并驾齐驱的第三条独立的预防犯罪路径。     

人性与犯罪：我国古代的解读

从人性方面来探讨犯罪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我国古代存在着丰富多元的人性论,不同的人性论,造成了对犯罪原因的不同解读,进而影响了不同预防犯罪对策的选择。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与解释对策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漏洞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解决。一是在立法完善时,将该罪的罪状修改为:“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二是在司法过程中,根据金融诈骗罪的特殊性对法条进行应然解释。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论构成要件的涵摄效应

基本犯罪完成后,行为人实施之后行为能否基于涵摄效应的发生,为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所涵摄,首先取决于刑法规范是否有所规定。在没有规定的场合,原则上应以法益为基点加以考察;在例外的场合,还要考量行为要素。惟此,才能既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不使行为人获得刑法处断上之不当利益。     

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解读——基于“一带一路”区域法律合作机制的视角

国际恐怖主义治理呈现非机制化,非法制化,非稳定化倾向。恐怖主义的跨国化,网络化和犯罪化倾向需要全球主权国家重视反恐的国际法律合作治理。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所涉空间恰好处于全球恐怖主义高危区的恐怖之弧地带上。因此,探索研究和创建基于政治互信的区域性跨国反恐法律机制,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平稳开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优先性和战略意义。     

抢夺罪最新司法解释的实践检讨

抢夺罪是最常见的侵害财产罪名之一,学术界与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构成等基础理论并未有太大分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抢夺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增加了孕妇、病人等特殊保护对象,保留了数额较大等定罪标准但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数额,并增加了导致他人自杀这一严重情节,引入了被害人谅解制度。最新的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全部明确解释现存问题,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教义学阐释:以司法解释为中心展开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提高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数额和量刑数额,其中如何理解《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之定罪数额较大提升的现象,关乎到贪污贿赂犯罪犯罪圈的限缩问题,《解释》对定罪量刑数额的总体规定关乎到刑罚资源的配置问题,以及对定罪量刑数额规定之应然道理的体现,首先应加以阐释;由于基于对非财产性利益收受或享用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仍然具备法益侵害的本质特点,应当将非财产性利益规定为受贿罪受贿行为之对象;《解释》第13条对受贿犯罪主观违法要素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性地规定了四种情形,其中第3和4情形系刑法的拟制性规定,对该种拟制性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其本身的合理性应当进一步探讨;对于贪污数额不满足数额较大且同时不具备《解释》第2条第二款所列较重情节的行为,从刑法分则的逻辑上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和诈骗罪,这里涉及到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