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青年农民工“文化反哺”现象初探

"文化反哺"即"逆向社会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模式.当代青年农民工已初步具备"文化反哺"的能力,并有责任通过"文化反哺" 提高农村成人社会的现代社会适应能力.青年农民工"文化反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肯定青年农民工"文化反哺"对农村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     

“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社会抗争

公民身份表达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与获得,与社会群体的抗争紧密关联。西方的新社会运动是在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群体的差异与独特,而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在"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个体的普遍平等。"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主要表现为阶级划分、单位制与户籍制等方面。在阶级斗争消退、单位制式微与户籍制深入改革时期,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多种身份在乡村、城市、工厂等多重空间,因多元诉求而参与社会抗争,成为推进中国普遍平等公民身份制度的底层动力。中央政府主动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对冲这种动力,但仍需继续改革其他制度领域的"区别对待"形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公民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在"一国两制"过去阶段的实践中,港人基于国籍与国家建立的"身份联结"更多具有形式意义,一定"虚置"的公民身份导致港人难以完整享有公民基本权利也无须履行全部公民义务,而成长在此环境中的香港青年一代对国家政治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一定弱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可以为促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提供新契机。未来,国家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港澳居民作为中国公民的主体资格进行有效填充,为香港青年建构起实质化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促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感受自身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实现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     

“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及法律保护

“农民工”是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对进城务工农民身份的一种描述。“农民工”是一个充满歧视性的概念,“农民工”身份的构建和认同使“农民工”群体成为了社会中的边缘人,从而阻碍了他们的权利实现与自身发展。“农民工”问题要获得真正解决,就要从根本上淡化并消除对“农民工”这种矛盾身份的定位,并在社会生活中赋予其“产业工人”的身份,从而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保护其合法权益。     

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谈起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分析登哈特笔下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的案例可以看出,强有力的地方领导、行政官员角色的转换、培养积极公民,构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积极合作关系,是实现西方社区"善治"的关键。     

美国警察"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警察就开始介入反家庭暴力运动.美国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是美国近年来对家庭暴力的认识转变、法律改革、警务改革的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研究,他们总结出"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在"社区为本"的反家庭暴力模式中,美国警察开始从传统的、持消极处理态度的调解者身份向现代的、持积极处理态度的执法者和社区服务者角色转变.这种"社区为本"模式有助于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帮助受虐者,对预防与消除家庭暴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切实提高进城青年农民工可转移技能——基于合肥市部分企业与社区现状调研与思考

青年农民工已成为进城农民工的重要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本文通过调研分析,解读流入地——合肥市部分企业和社区进城青年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又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学习与发展情况,了解和分析企业与社区对进城青年农民工在职业素养、专业技能和可转移技能方面的需求,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流动青年的关系重构与城市融入——北京市F社区青年汇的案例分析

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社区青年汇通过在社区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方面重构流动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推进了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对流动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拓展、城市身份塑造、价值观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目前这种关系网络还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需要在与城市融入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维持和强化.     

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思想

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是一个以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为基础、强制实行规则的非目的性的道德社团,公民社团的组成条件是:成员的身份是"公民身份",内蕴于其社团的"实践体"是由各种"规矩"所构成,成员彼此建立的关系纽带是"道德性"而非"功利性"。公民社团(法治)的实现条件是要建立一个"主权"的立法机关、一个只在它们的合法性方面考虑实际行动的司法机关和一个权力机关等基本条件。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