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撤案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刑事撤案并不如刑事立案那样受重视,存在着撤案即错案、撤案不当、撤案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刑事撤案机制中存在的法外司法等打擦边球的隐性司法的做法,进一步明确撤案的本质,建立科学的衡量侦查质量的考核体系;对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不合法律规定的做法,予以坚决禁止;建立起完善的刑事撤案监督制度,从理念到立法,规范刑事撤案制度的相关问题。     

重塑刑事撤案制度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对公诉机关建议撤案权的思考

公安机关撤回案件是指针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因一定的原因而将案件撤回的行为,其方式包括公安机关主动撤回和检察机关建议撤回。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它亦成为公安和检察机关尤其在处理棘手案件时都欣然接受的一种结案方式,其适用量远远超出不起诉决定。其中公诉机关这种值得质疑的建议撤案权,不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救济权和求偿权,也导致了检察机关监督权和公安机关个案复议、复核权的丧失,使得个案处理上在公正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理性发展——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视角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理性发展要以客观公正义务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体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追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刑事审判监督与指控犯罪、审判独立和自我监督的辨证关系。为此,既要针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薄弱环节和盲区拓展权力,也要对现有的成功经验予以强化,还要对某些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或限制。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刑事辩护的问题与解读 ——以C市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增强辩护力量、增加庭审对抗性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庭审实质化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刑事辩护进程,但却未得到实质性跨越,不仅改革之前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滋生了新问题。这与改革设计主体中律师缺位、改革路径下权利供给不足、律师培养方式与庭审实质化脱节、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辩护条件未修复有关。改进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刑事辩护,短期内应完善控辩审三方主体设计机制,加强律师出庭技能培训,中远期层面则要改革法律职业培养方式,延伸律师权利保障阶段,提高法律援助的质和量。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

我国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刺作了一些规定,为涉嫌犯罪的案件厦时脱离行政执法程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提供了法规依据.但通过调研发现,法规建立起来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实践中未能完全发挥作用,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逐年下降,行政执法不同部门以及相同部门在不同地区移送案件不平衡,以罚代刑还相当严重.除了执法上的认识误区和体制上的问题外,还与有些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与不具有执行性有关.完善衔接机制需借助于科学、合理的程序架构,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进行修改.     

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问题研究——以我国刑事司法判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一直都不甚乐观,究其本源,乃二者规则不一,加之观念差异,很难达到统一.我国相关立法更是“凤毛麟角”,无法可依、无规则可循,造就了司法实践中二者冲突不断.应当从理论上探讨二者之差异,并在多年司法判例中寻找二者冲突之病因,在借鉴各国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解决我国新闻监督与刑事司法长期形成的二元分离状况,真正实现普遍的正义.     

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青海省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中已经适用,对定罪、量刑产生了一定影响,文化证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文化辩护的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完善文化辩护在刑事司法适用的构想包括文化辩护应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建立文化证据的举证责任规则和审查规则。     

工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实证研究——以广东公安经侦为视角

工商行政执法与公安经侦刑事司法衔接在实践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必须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推动两法衔接，需要构建互利互惠的现代信息共享平台作为技术基础，并建立立体执法监督体系以确保两法衔接的持续、有效。     

菲利刑事实证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以刑事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菲利在《犯罪社会学》中不遗余力地介绍刑事实证的思想,特别是监狱制度改革的实证：废除独居制,建立监狱官员专业制、监狱分类管理制等,我们可以借鉴上述刑事实证思想为刑事司法改革所用。     

刑事错案中物证问题的实证研究——以百例无罪案件为样本分析

通过对100起无罪判决刑事案件中的物证进行分析后发现,物证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真实、可靠,从发现、提取、保管、鉴定到提交法庭的每一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从而丧失其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而失去作为定案依据的资格。究其原因,在制度层面,是因为物证提取、保管、鉴定制度不完善;而在实践层面,则是受到人为因素与刑事科学技术的影响。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层面的不足,尽可能地克服实践层面的影响,才能确保物证三性,进而发挥物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     

当代英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

任何刑事错案的背后总有形形色色的证据问题存在.刑事错案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务问题而非纯理论问题,关注刑事错案必须从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开始.为了无辜者的权益和刑事被害人的利益,也为了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我国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当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起典型错案开始,这是当前研究英美刑事错案现状的重要启示.     

刑事司法的性质--以刘海洋案为切入点

法院在刘海洋案的法律适用理由上,存在着重大的"合法性"瑕疵。这是法院在法律判决的合法性与妥当性间的无奈妥协,反映了刑事司法主流意识形态的尴尬。刑事司法的实质无非是:法律适用结果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刑法调整范围的心理预期。     

优化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研究——以重庆市××区协商民主实践为例

建立科学有效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基层落实的关键之处。只有通过健全协商民主的法律制度,才能使协商主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协商内容得到科学界定,协商程序得到严格规范,协商形式得到丰富拓展,协商成效得到切实提高。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实证研究--以S市M区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分析

对s市M区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涉嫌犯罪的少数民族人员以无任何前科记录的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外来男性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比较轻,相对集中于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几个罪名;共同犯罪的规模较小,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作案手段多元化、相对平和,重特大案件罕见;适用刑罚比较轻缓,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城市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并不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其数量和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人犯罪。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应当特殊化,应当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理性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人员犯罪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措施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大城市。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外交: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

自2002年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自身的执行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功能的进一步有效发挥,严重依赖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司法合作。国际刑事法院可以从政治影响、制度安排以及外交活动三方面入手,获得国际社会足够的合作和支持,而外交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乃至起到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