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以来，人们对此做了很多解释。开始，人们认为“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后来，却说成是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或者是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还有人对“三个有利于”的具体表述和具体内容提出种种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一）邓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1—2月巡视南方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三条判断标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姓“社”、姓“资”、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以下简称“三条标准” )。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回答了人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关于姓“社”、姓“资”的疑虑,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     

正确理解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标准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标准的提出,消除了顾虑,排除了干扰,解放了思想,端正了方向,使难以说清的问题迎刃而解,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三个有利”标准这一思想武器的作用,必须对它有个正确的理解。     

简析“三个有利”标准的科学含义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过程中,再次重温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倍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判断改革开放姓“资”姓“社”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条标     

“三个有利于”姓“社”不姓“资”──学习邓小平原著的一点体会

有人写文章说：“三个有利于”“既没有公与私的标准，也没有姓‘社’姓‘资’的标准”。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都可以干，管它姓“社”姓“资”。一段时期，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之类说法。对这种观点和说法，开始我也有同感。可是认真读一下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就觉得不对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姓“社”而不姓“资”；是要有利于社会主义…     

略论“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

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就当前的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他谈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三个有利于”体现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三个有利于”体现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董德刚（本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重要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认真学习和正确把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对于促进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用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客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办案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 在深化改革的转轨时期,从事刑事辩护常常遇到一些政策界限不明确、法律规定不具体的案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所产生的问题。对这类案件,往往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在提到判断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时指出:“判断的标推,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性质判断,而是价值判断

“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是判断事物性质的标准,不是判断某一事物姓“社”姓“资”的标准。它是判断、检验我们的政策和工作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的标准,即是一种价值标准。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别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即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不一定对社会主义不利,而所谓“社会主义”的东西又不一定对社会主义有利。     

邓小平南巡讲话

１９９２年１月下旬，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８８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在深圳发表重要讲话，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更快的速度前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思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告诫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     

切实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段谈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思想解放的程度,     

积极推进股份制模式 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从历史昭示、现实出路、必然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了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器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 ;东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的观点。论证了股份制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而是姓“商” ;既不姓“公”也不姓“私” ,而是姓“联”。同时 ,分析了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比较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和社会主义股份制的异同 ;回答了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等问题。     

正确理解三条标准

在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谈话要点的过程中,有些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是区别姓“资”姓“社”的标准。有些报道甚至有些报刊的社论也这样说,这样写。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邓小平同志谈话的原意,值得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三条标准不是从总体上区别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确立的前提下,检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是否正     

深圳特区带头造社会主义“香港”的若干问题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圳特区应在充分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的前提下,把建造社会主义“香港”作为今后必须突破的重点而提上议事日程。     

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认识姓“社”、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推动改     

私有化鼓吹者的理论和策略

<正>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树清撰文说:私有化鼓吹者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使私有制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形式,把全部经济转向私有化,为此,他们有一套理论和策略: 一是借口生产力标准,否定姓“资”姓“社”的区别,以取消改革的政治方向; 二是鼓吹“趋同论”,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三是否定所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宣扬应当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造或重建所有制;     

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

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周仁近年来，不断有人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把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称作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说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破除姓‘社’姓‘资’”。在他们笔下，小平同志似乎是不问姓“社”姓“资”的，而且是反对问姓“社...     

对“恐资病”原因的评析

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时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这段话指出了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人的“恐资病”。他们囿于传统思维方式,认识上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偏差。 一、没有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与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区别开来。长期以来,我们     

科学理解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热点问题解读

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判断标准和姓“资”姓“社”问题、是否出现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问题等,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能否科学理解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科学理解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关键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出发,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坚持“科学上的诚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