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知识的“死”与“活”——一个被中国法理学教材长期忽视的问题

绝大多数中国法理学教材属于灌输式教材而非启发式教材,偏重于传授正确性知识,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探索过程.不仅学生获取的是“死”的知识,而且会使学生在理论问题上屈从权威,变得消极、教条,失去探索真理的兴趣.要“盘活”法理学知识,法理学教材应当变法理学知识的“传授”为“引导”,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自觉探索的精神,最终造就高素质的社会需要的法学人才.     

浅析我国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创新

我国现有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欠缺多样性(多元性、个性化)和科学性、学理性和规范性、创新性和实践性,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在今后的法理学教材的知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上,与时俱进,融贯中西,兼容并蓄,知行合一,从而达到和实现法理学教材和学理的体系多样性(多元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     

关于“双规”的法理学思考

本文论述了目前“双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双规”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从法理学上对“双规”作了分析。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瑕疵的法理学思考

本文针对“十五”计划纲要在制定程序、审议过程、发布宣传中的不足，从法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深化程序意识、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对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法理学的“乌托邦”——述评《全球化与法律理论》

全球化对传统法理学体系结构的封闭、研究对象的狭隘和理论视角的片面提出了挑战。特瓦宁教授提出要复兴一般法理学,为描绘世界的总体法律图景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审视法律现象选取有效的观察视角,为提炼和概括超越特殊法律文化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探求实际可行的道路。尽管他的理论设计是完美的,却难以付诸法理学研究的实践。     

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的现代改造及体系重构——从“权利行为”到“关系行为”

源自近代德国民法的法律行为概念原本为"权利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一般概念的法律行为,无法涵摄债权行为之外其他具体法律行为。直接以"法律关系"作为客体的表意行为就是"关系行为"。"关系行为"概念可以补正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的逻辑缺陷,并可据此建立逻辑体系完整的现代法律行为类型之二元体系。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     

合同法律关系成立新探——从“法律事实”出发的理论分析

法律事实的成立,导致法律关系的成立。法律关系不能区分为成立与生效两种。合同前法律关系的成立,是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必经环节。两个"成立"都是法律事实效力的表现。适格的要约是单方法律行为,该法律事实发生"合同前法律关系";适格的承诺也是单方法律行为,该法律事实与要约结合发生合同法律关系。适格要约与适格承诺的结合,是两个单方法律行为合成的双方法律行为。在附停止条件的合同中,条件成就是新的法律事实,它引起新的法律关系成立。实践合同的交付,是新的法律事实,致本约(新的法律关系)成立。     

“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发展权的后现代法学解读

发展权是新一代人权的重心,然而发展权并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的立意和方法论,从后现代法学的视角对发展权进行解读并对其权利属性、权利重心地位加以证成;指出发展权是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进而证明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的基本形式;在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法的权利重心,是后现代法学视野中人权实现的必由之路。     

现代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法学方法论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与法律实务最密切相关的部分。但是,中国法学界对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没有清楚的认识和界定。应当说,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法的渊源、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漏洞的填补、法的体系等。     

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

从法律方法的角度看法律适用是一个关于“法律是什么”的认识理性 ,而法律适用中法律渊源内部冲突的解决是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技艺理性。从两者的关系上看 ,认识“法律是什么”是“如何实现法律”的起点 ,“法律是什么”也仰赖于“法律如何实现”     

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来看,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学的关系、革命时期法学与执政时期法学的关系、法学与意识形态、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知识来源、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法学教育的模式等九个方面。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是要反思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的渊源关系背后的中国法学与苏联模式的渊源关系,二是要反思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渊源关系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路径依赖两种视角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视角展开讨论将是一种更有助益的视角。     

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法哲学的智慧

法哲学的智慧与旨趣在于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哲学观照。这种哲学观照体现为在对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的基础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的价值改造,从而在思想上对人的法律生活进行理想型塑。     

法理天空 用精取宏——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运用整体论的方法,描述了西方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各种法哲学流派的思想、理论和主义,论证了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探讨了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论,从而完整地构建了综合法理学体系。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的法理分析

以互联网为基础载体的网络信息传播,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知情权、监督权等的实现,但同时网络信息的匿名性、无序性、任意性的传播特点也为滥用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最近场所,并因此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多元化权益损害问题日益突出。网民在充分享有网络信息自由的同时,履行维护网络秩序、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公共秩序安全的义务,是一个行为的两方面。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讲,网络信息自由与网络监管有度限制信息自由辩证统一,协调二者的平衡是信息时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法律治理问题。     

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