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审查中的相关问题

宪法审查一直是宪法学界关心和争议的问题,要使宪法发挥实效,宪法审查必须得到明确的规定。我国目前的宪法审查制度远远不能达到保证宪法实施,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程序上的保障和约束,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外国宪法审查制度中值得借鉴之处,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审查之路。     

从宪法司法化看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

本文从我国宪政发展的现实出发,揭示出宪法司法化乃我国宪政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宪法司法化的角度阐释了宪法解释与司法审查制度,力图找到宪法司法化的中国路径。     

司法审查与维护宪法权威

在解决立法冲突和认定法律、法规的有效或无效方面,我国采用的是上级立法机关审查和行政审查,而不是司法审查。这种审查机制的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制定法律的机关进行审查,下级立法是否无效上级立法机关说了算,缺乏监督;第二,审查的标准通常是自己制定的法律或立法机关自己确立的标准,不能维护宪法的权威。我国应确立以宪法为最高标准的法律审查制度,并且,不能由制定法律的机关进行审查;否则,无法保证审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兼论宪法解释方法的变革

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是宪法解释者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客观地对与解释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协调和权衡的一种宪法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以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为法理基础,在当今宪法解释中占支配地位,它是客观理性的宪法解释模式,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是保持宪法稳定与促进宪法发展的桥梁。衡量模式的外在法理基础及内在正当性和本质决定了它是宪法解释的重要模式,一些对衡量模式的替代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程序类型的建构。未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应以规范审查为主要内容,审查对象应扩大至法律,且应以事后审查为主。具体而言,可以设置的程序类型有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三种。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又有可能成为政治争议的延伸;具体规范审查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是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现阶段宪法诉愿的对象应当限定为法规范,而不包括司法裁判。     

美国宪法中的时间观

时间和宪法理论息息相关,不同的宪法理论对时间具有不同的想象。在源自英国的古代宪法理论中,宪法的正当性被认为奠基于久远的历史。在美国国父们的宪法理论中,宪法被视为政治科学的持续性创造,宪法应当时刻依赖人类的理性。在原旨主义的宪法理论看来,宪法起源于某个特定时间,日常时刻的宪法解释必须寻求宪法的原旨。在演化主义的宪法观看来,宪法是不断演化的,其成长有赖于时间。在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宪法理论中,时间被设想为会在特定时刻“绽出”,只有在特定的时刻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实用主义的宪法理论中,时间被设想为一种未来的状态,宪法以永不停歇的民主实验面向未来。宪法理论中不同的时间观启示我们,应当以非本质主义的态度看待宪法。     

收容遣送的宪法性审查

近来孙志刚惨死广州一事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悲痛之余,人们开始思考造成孙志刚之死的原因。有人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太低是直接原因,也有人认为将现行的国务院的收容遣送规定上升为法律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本人认为,只有根本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才能避免类似孙志刚这样的悲剧重演,为什么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呢?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项违宪的制度。     

合宪法性审查该如何启动

将一般性宪法事件当作宪法案件处理,是当下“轻言违宪”现象的一种体现;这会导致宪法审查的功能被歪曲以及宪法的“过度规范”。解决方法之一是在宪法审查的入口处设置启动要件环节,通过形式性审查来筛选能够进入实质性审查的宪法案例,进而使有限的宪法审查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这也有利于维系宪法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启动要件较之受案范围具有更好的效果并可免受合宪性质疑。启动要件审查的宽严把握,直接影响着宪法审查门槛之高低,但这里的裁量并非恣意,在实定法框架中尚受多项因素的制约。     

限制与审查: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宪法命运

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限制了作品的传播,与表达自由产生了紧张关系.美国版权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冲突导致在诉讼中版权法经常面临宪法审查的命运.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规定的规避技术措施涉及的计算机程序是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应受表达自由的保护.DMCA中的“主要”、“实质性”等措辞不属于过度宽泛、模糊笼统而违宪的情形.DMCA是内容中立的法律,适用中度审查标准,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审查中凸显了第三人对被审查对象的看法.我国有必要开创替代性制度,以保障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发展.     

法国宪法实践中对国际条约的合宪性审查

设立宪法委员会实施合宪性审查是法国1958年宪法的一大突破,其中对于国际条约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更是宪法委员会实践中的亮点之一。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作为国内的合宪性审查机构,如何实施对于国际法文件,特别是欧盟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是宪法委员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宪法委员会在这个方面既表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更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自我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法国的宪法制度,但也反映出其对于宪法难题的回避。     

德国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

德国和美国违宪审查的形式不同:德国的宪法诉讼具有独立性,美国的违宪审查具有“附带”性;美国的违宪审查仅指对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审查,德国宪法法院管辖权的范围远比美国宽泛,但两国的宪法都没有“私法化”;两国的违宪审查都已经介入政治问题,而且这种介入都有加强的趋势,只是介入的手段和方式有所不同。德、美两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值得我们借鉴,但借鉴什么?怎么借鉴?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波兰的违宪审查制度与宪法裁判所

波兰的违宪审查制既不同于美国的普通法院审查制 ,又不同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审查制 ,波兰宪法裁判所本质上是一个宪法法院 ,兼具司法审查职能和规范审查职能 ;宪法裁判所的职权比较广泛 ,包括审查法律规范、审查政党活动合法性、解决中央机关间的权限争议 ,以及受理宪法诉讼。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 ,具有多样性。     

比例原则在美国合宪性审查中的类型化运用及其成因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宪法法院的相关理论与实务有力推动了比例原则的全球化。比例原则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其实践形式较为多样、灵活。美国尽管并未明确形成以比例原则命名的宪法教义,但实质上比例原则在它的合宪性审查中仍有广泛使用。比例原则在美国合宪性审查中的运用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比例原则的类型化运用始于洛克纳案,成熟于三重审查标准的确立。比例原则的此种运用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制度文化传统,基本权利的王牌观、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传统、三权分立制衡的联邦制,共同促成了比例原则的类型化运用。     

Constitutional Rights, Balancing, and Rational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n outline of the balancing construction as developed by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since the Lüth decision in 1958. It then takes up two objections to this approach raised by Jürgen Habermas. The first maintains that balancing is both irrational and a danger for rights,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normative power. The second is that balancing takes one out of the realm of right and wrong, correctness and incorrectness, and justification, and, thus, out of the realm of the law.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counter these objections by showing that there exists a rational structure of balancing that can be made explicit by a "Law of Balancing" and a "Disproportionality Rule." These rules show, first, that balancing is not a danger for rights but, on the contrary, a necessary means of lending them protection, and second, that balancing is not an alternative to argumentation but an indispensable form of rational practical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