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犯罪行为——兼论犯罪行为学的诞生

在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双重视野里,“犯罪行为”并不是含义统一的概念。考察犯罪行为应当在自然行为的基础上进行,这是考察犯罪行为的底线。为了统一“犯罪行为”的定义,犯罪学和刑法学都面临着转变。在科学定名的基础上,具体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科学设定“犯罪行为”模型,合理规定具体犯罪罪状;二是制定应用“犯罪行为”模型的实体过程规则;三是形成一套指导犯罪行为模型构建和应用的理论,揭示犯罪学关注的散在性动态“犯罪行为”过渡到刑法学关注的可以被刑法规范评判的静态“犯罪行为”的规律。     

浅谈职务侵占罪的认定与处罚

职务侵占罪是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中常见、多发性犯罪。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以及受贿罪有明显的界限,因此在认定与处罚上《刑法》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比较——兼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从保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出发,增设了职务侵占罪,并且将贪污罪从侵犯财产类罪中分离出来,列入贪污贿赂罪专章,标志着我国立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上述两罪的理解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贪污罪的对象只能是“公共财     

职务侵占罪的立法解析及实务认定

职务侵占罪是一种常见多发性财产犯罪,但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中对于如何理解、掌握本罪的罪状及构成要件等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时,犯罪行为人采取的犯罪手段多样,使人感到不易把握本罪的行为本质,对一些犯罪事实难以准确地认定。实践中一些特殊主体有些可成为本罪的主体,单位的财物并非必须是单位所有的财物,也包括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占为己有"应当解释为不仅指归"自己、本人"非法占有,同时也包含归"其他个人"或"他人"非法占有。     

试谈暗中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的认定

对于暗中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的认定,历来就有片面共犯说与间接二犯说之争,它们要么将此行为一律视为片面共犯,要么全部认定为间接二犯,笔者认为,二说均有以偏概全之嫌,所以试图经过对此行为的分析论证得出认定的界分点,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该行为成立片面共犯．但在暗中帮助者具有与被帮助者不同的目的时,该行为应当而且接间接二犯处理,从而对片面共犯说与间接正犯说进行了扬弃．     

浅析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认定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核心特征。“秘密”强调行为主观方面的相对性，即“秘密”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识，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控制人而言的，且“秘密”是针对盗窃罪的实行行为而言的。“窃”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关键，在实行阶段，“窃”与“骗”共存的情况下，应以侵犯财产权的决定性手段为定罪依据。“取”是盗窃罪既遂的表现，即为了实现将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而建立起对财物的较被害人更为优越的控制。     

基于毒品犯罪行为方式的死刑限制——兼论选择性罪名中的行为关系

虽然毒品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社会运行的良好秩序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在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大背景下,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死刑不仅被保留,且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削弱。事实上,对毒品犯罪的四种主要行为方式均保留死刑,继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态度,很难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只有在对毒品犯罪的主要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之后,明确毒品犯罪行为人犯罪目的之所在,进而有目的性地限制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真正做到宽严相济,才能更好地遏制毒品犯罪,使刑法更好地发挥一般预防的机能。     

浅析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兼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

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因对其本质--"共同性"的认识在立法上尚未明确,理论界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有所差异.因此,作者对目前的主流学说加以廓清,并对其进行评析,并以侵权法的立法价值做指引,提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二分法".     

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兼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驰名商标能为其标示的商品和服务带来更大价值,也更容易遭到侵害.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因此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在驰名商标的认定主体、认定标准、保护范围等方面与国际接轨,趋于合理.应加强完善驰名商标和域名或其他商业标志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认定保护的效力上严格贯彻"个案保护"原则.     

快递从业人员常见侵财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职务侵占罪入罪门槛大幅提高的现实语境下,对快递员窃取快件等侵财犯罪的定性应立足于职务侵占罪不转移占有的本质属性,对职务的认定应考察其有无包含具有代为保管性质的内容,认定占有时则需重点关注有无占有辅助的情况,并结合快递服务运作流程特点作出准确认定。     

论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界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内涵。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内涵。正确处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和谐社会建设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商业贿赂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应从二者侵犯的客体、客观行为表现方式、主体以及构成的数额标准等方面进行界分。     

对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与认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认定职务侵占罪的关键问题,其与＂职权的便利＂、＂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管理事物的便利＂及＂工作上的便利＂各不相同,对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理解为合法职务的行为人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     

论因果关系推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的应用——兼论行政不作为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

由于行政不作为的特殊性以及国家赔偿因果关系制度的滞后性,要证明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显得异常困难。因此,合理确定行政不作为赔偿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对及时公正处理行政赔偿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构建行政不作为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机理,需要引入因果关系推定学说理论,并与司法实务操作相适应,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因果关系制度。     

论妨害文物管理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自然也就成为了犯罪分子侵害目标。近年来,盗掘古墓、倒卖文物、走私文物的现象日益猖狂,这种链条式的不法行为,使我国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犯罪分子利用娴熟的作案手段,将盗掘而来的文物进行倒买倒卖或者走私,使其很快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流向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地规制此类犯罪行为,击破文物类犯罪的"盗掘—倒卖—走私"的典型经营链条,保护国家的文物管理秩序,防止文物的大量流失。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兼论检察官办案中的总体感觉与刑法教义

检察官在判定犯罪的过程中不能凭总体感觉而先取结论再对结论牵强附会地找依据,而是应该以案件事实为依托,根据刑法教义,对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逐一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符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结论。在不具有其他情节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也只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才成立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应理解为本罪的客观处罚条件。认定犯罪过程中不能对同一个情节重复评价。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名的认定问题

如何区别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的"货物"与"物品",应以是否用于销售作为标准;行为人一次性走私不同对象,应遵循"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应从立法上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名进行完善.     

海外代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立法完善

海外代购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刑事犯罪,应准确把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标准、量刑尺度等问题,厘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完善相关立法。     

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自杀行为认定标准探析——兼论蓝鲸游戏中自杀参与行为的法律性质

学者们近年所提倡的认定自杀行为的自愿性标准由于存在诸多问题而不应成为自杀行为的判断标准。自杀行为成立的主观方面仅需要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而自杀行为客观方面的考察则应以客观归责为中心。基于此,蓝鲸游戏组织者的自杀参与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教唆自杀行为,其行为性质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加工自杀罪,因此,当参与者在组织者的引导下自杀时,组织者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     

论犯罪行为能否引起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

犯罪行为能否引起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相对于肯定说和否定说、折中说更为合理。犯罪行为能够引起作为义务,但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必然导致作为义务。判断哪些犯罪行为可能引起作为义务,应当以犯罪构成作为终极判断标准。以事前犯罪的罪过形态为标准,在故意犯罪中,只有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法益造成危险的犯罪,才可能引起作为义务,导致同一对象的同一法益、同一对象的不同法益、不同对象的同一法益产生危险的犯罪行为,不能引起作为义务,过失犯罪不能引起作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