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海外研究关注了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多方面内容,不仅涵盖国内腐败的定义、特征、成因及腐败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还对中国反腐制度、方式、机理、效果、发展方向以及群众的认同程度等作出分析,这些研究关注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将相关研究纳入到宏观的治理格局之中,但较少能够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其支撑材料也有存疑之处。在研究方法上,海外研究偏好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等实证性方法,但存在一味追求"科学化"的倾向和一些重要研究范式的缺失等瑕疵。未来的廉政治理研究应在继续拓展视野的同时逐步发掘本土性特色。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乡村治理研究内容、方法与意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文章认为研究的内容可以从改革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影响乡村治理的多维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     

中国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现状及其成果评价——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成果论文的计量分析

当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的资助力度越来越大,相关论文研究成果发展显著,对此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560个乡村振兴问题项目数据及其2977篇论文成果为样本,对乡村振兴问题的项目信息、成果论文和研究热点进行计量分析,整体呈现中国乡村振兴问题自提出起近五年的发展现状,这不仅有助于总结以往的研究经验,也有利于挖掘未来乡村振兴研究的趋势,为更多学者深入研究提供突破口。研究表明,乡村治理、乡村旅游、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是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的热点,有关此类主题的论文也较受关注。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三个统一”: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透视——基于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经验研究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必然选择。基于第六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实践样态透视与经验研究表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主要呈现三个关系型特点:一是党建引领发展与治理相统一的结构性整合,旨在以高质量发展夯实乡村治理根基;二是党建引领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体系化建构,旨在以体制机制的创新走好乡村善治之路;三是党建引领主导与主体相统一的共同体治理,旨在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土化人才危机"与乡村基层治理困境——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村治状况、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指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走入困境,是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机"所致,并初步解析了乡村人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于"乡村人才成长制度、村干部选任制度、乡村利益分配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制度";从而提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政治)重构的内容,推进基层民主并没能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中日逾凸现的矛盾和难题.目前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实质上是乡村基层的社会重构问题.化解农村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有序重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实现与国家重构的良性互动,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权力的强力干预是乡村善治的最大挑战——本刊专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博士

正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既包括乡村的自我治理,也包含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乡村治理是个大课题,必须把其放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框架中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去认识和理解。因此,要跳出"乡村看乡村",跳出"乡村治理看乡村治理"。那么,目前乡村治理还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有序推进?为此,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博士(以下简称"张")。     

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

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精英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已成为基层治理不容忽视的主体之一,并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对象和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学界对乡村精英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精英治理内涵的界定、精英治理功能、治理模式、治理弊端及其超越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了精英政治和政治参与的研究内容,并深化了对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的理论深度。然而,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皆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与政策体系建构方面的实证分析,无疑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     

“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层治理创新——以江西省董家镇“红色合伙人”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重点要解决好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两大难题。农村产业发展和有效治理,需要调动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尤其要发挥好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作用。江西省董家镇"党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实现基层党建的延伸、优化村级治理、引领农业产业发展,同时又有利于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基层党建创新、乡村治理创新和农业产业发展创新三者的有机融合,也是协同治理创新的体现。从对基层治理创新的个案分析中,也反映出基层治理创新的普遍性问题,需要注意对基层治理创新的单向性问题、持续性问题和扩散性问题予以关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特别注重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加强对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研究。     

公共舆论视野中的乡村治理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没有充分重视培育和发挥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功能,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显得薄弱.以公共舆论视角来分析当前的乡村治理,可以发现其两大难题,即农民的"私"观念严重、公民意识缺失,及农村传播媒介全方位边缘化.为此,需要政治权力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担负起培育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职责,着力发挥乡村公共舆论的功能,以把乡村治理提高到新的水平.     

新时代乡村“微腐败”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新时代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乡村"微腐败"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乡村"微腐败"问题由于相关法律缺失、监督不到位和制度失灵而陷入治理困境,呈现案件易发多发、手段和方式花样翻新、"抱团腐败"相对突出和涉及领域广之态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惩治乡村"微腐败"以"治标",又要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融合,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治本"。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国内文化建设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在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中,研究成果的形式以期刊论文为主;研究内容相对比较集中,国内学界既对乡村文化的概念及其衰落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也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基本思路、对策、地方实践进行了研究;就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而言,多样化特点比较突出;研究方法上注重实地调研,能够结合各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开展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注重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努力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支撑,重视对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经验的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当加强交流与合作。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黑龙江省加强乡村文化治理对策探赜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基本遵循。党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出新要求,乡村文化振兴发生了从乡村文化建设到乡村文化治理的转变,当前黑龙江省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的同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尚存在乡村文化治理制度失位、乡村负面文化滋长、村规民约失语、乡村民俗艺术失传等现实问题。应该从"规范现代乡村文化治理制度,以机制保障治理;加强乡村文化‘三治融合’力度,以教育引导治理;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以技术辅助治理;打造‘乡村文化+’新兴业态,以创新促进治理"等四个方面寻求黑龙江省加强乡村文化治理的对策。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作为国家治理机制的“项目制”:一个文献评述

"项目制"是最近几年学界炙手可热的讨论话题之一。通过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总结,可以发现一方面项目制研究如火如荼,研究者们通过结构分析、案例研究等各种形式呈现了项目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运作及其影响;但另一方面学界对它的研究可能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理论定位不够明确、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域略显局限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形成、理解与反思——以闽东南C村“干部驻村”实践为例

贫困治理是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采取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对闽东南C村扶贫开发过程进行梳理,发现"干部驻村"工作制度有效整合了扶贫资源、激活了基层组织建设、改善了当地民风,C村的扶贫模式呈现出"嵌入"的特点。嵌入型乡村扶贫模式的实践特点主要体现在工作性质、工作方法、工作时间三方面,其发生机理应从现实性空间和需求性空间进行理解。该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需要思考如何跨越"梅佐乔诺陷阱",进而实现乡村扶贫治理的高效运行与良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