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治理角度的商业贿赂识别

商业贿赂具有双受益性,不管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都可以从商业贿赂的交易中获取各自的利益,使得商业贿赂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成为商品交易的润滑剂。由于商业贿赂具有涉及面广、形式隐蔽等特点,要治理商业贿赂必须先识别它才能查处它。如果不能查处它,就相当于放任它的发生,那么它就会一直蔓延,直到大多数人所接受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善”。作为政府的执法机关必须要有识别商业贿赂的技术方法,才能有理有据查处商业贿赂,识别商业贿赂行为可以从查账角度着手找到真实有力的证据。     

对我国商业贿赂治理的思考

商业贿赂是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秩序,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具有很强的危害性。根据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具体特点,借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国际组织制定的反腐败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制定我国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以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     

商业贿赂浅析

在2005年经历了“朗讯风波”、“张恩照事件”、“德普事件”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商业贿赂不仅成为媒体近期跟踪的热点,也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基于此,我们对于商业贿赂的理解和治理也是如箭在弦,需要即时开展的。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有形的手要有的放矢以及从企业内部体系的构建来杜绝商业贿赂行为都是以后我们短期内需要应用并致力于研究的反贿赂途径。     

商业贿赂的治理对策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它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由于立法的滞后和人们认识的不统一,治理商业贿赂的现状并不理想。应尽快完善治理对策。     

商业贿赂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文以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分别从商业贿赂的涵义、存在的根源、社会危害、治理对策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商业贿赂的根源在于产权问题和委托代理问题,并基于此,对如何治理商业贿赂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建议。①     

商业贿赂的公司治理控制

将公司治理理论作用于反商业贿赂领域是一种全新视角下的防治手段,其价值取向在于充分运用公司组织结构的自身力量治理防范各种在商业活动中极易出现的商业贿赂.以公司治理结构与反商业贿赂行为在主体与整体目标要素的契合,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强化公司内部相关主体的诚信义务和问责机制以及建立与运用公司社会责任机制等从公司自身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治理商业贿赂.     

我国商业贿赂表现形式及其治理

我国商业贿赂主要有给付或收受回扣、赠送现金或物品、提供其他利益或机会等表现形式。我国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领域广泛存在的商业贿赂，对社会危害极大。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从完善治理商业贿赂法律制度、构建治理商业贿赂配套机制两方面，建立结构科学、法则统一、协调完整的反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浅议商业贿赂的危害与治理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开始向其全面宣战。     

对企业源头治理商业贿赂的思考

商业贿赂的发生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和企业经营权的滥用密切相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交易主体诚信经营监管机制不完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不力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别企业管理者个人廉洁从业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要有效治理商业贿赂,必须逐步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不断铲除商业贿赂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创新商业贿赂治理机制研究

尽管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商业贿赂的治理机制,但受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商业贿赂治理机制并未凸显独立价值,而治理依据滞后、治理对象标准模糊,治理环节的外在性造成治理措施难以落实、治理效率无法提高的窘境.因此,完善我国商业贿赂治理机制必须着手于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制的基础上,明确治理对象,健全治理依据,最终形成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共同治理模式.     

商业贿赂的治理对策与政策界限

党的十七大决议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这是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确立新目标、采取新举措的一项重大决策。本文作者在查阅大量文件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贵州省专项治理工作的实际进程,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梳理出治理商业贿赂的主要对策依据和重要的政策界限。     

欧美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及启示

欧美国家在治理商业贿赂上进行了多年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已初步形成了司法、政府、社会、舆论和国际合作相互补充、较为完整的商业贿赂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当借鉴欧美国家的重要经验,对我国更有效打击日趋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很有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概念新探

刑法语境中的商业贿赂概念可以借鉴经济法层面的商业贿赂，但绝不能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暂行规定》中对商业贿赂概念界定的影响，应该将一切能够揭示商业贿赂本质且大量客观存在的商业贿赂现象都包括进去。本文立足于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为依据，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事活动参与者为谋取商业利益而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人利用商事管理职权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为促成商事活动双方的行贿、受贿而居间介绍，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政府反商业贿赂的博弈分析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商业贿赂作为“潜规则”盛行开来。对政府而言,反商业贿赂势在必行。经营者（商业贿赂的行贿主体）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取得收益是其最终目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它的行为。而政府对商业贿赂的检查以及惩罚程度都会对贿赂行为有所约束,经营者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分析,作出是否放弃商业贿赂的选择。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大检查力度和惩罚力度,以最小的监督成本来达到减少和消除商业贿赂的目的。     

商业贿赂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存在普遍,危害严重,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完善商业贿赂治理措施.美国、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在商业贿赂治理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做法值得我国吸收借鉴.我国应当在商业贿赂界定、反商业贿赂执法、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积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改进我国的商业贿赂治理措施,从而更有效地打击和防范各种商业贿赂行为.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渗透到商业交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治理商业贿赂应当说有法可依,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立法相对滞后,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中认定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机制不完善;商业贿赂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易把握.治理商业贿赂必须把握好政策界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贯彻惩防体系要求.     

商业贿赂的定性与定量：贿赂认定与数额计算

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是商业贿赂。根据干股获取分红的,以红利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市场价值明确的礼券,以其预充价格计算贿赂数额。资助等形式上不具有一般商业贿赂金钱或财产样态,但内容上仍无法摆脱金钱利益经中间环节周转而成型的变相贿赂本质。确实存在犯罪故意支配下的受财行为,可推定对财物价值的严重性具有认识。对于时间、市场变化因素引起贿赂价格变化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以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时间作为计算犯罪数额的时间基准。     

商业贿赂的本质及其防范

商业贿赂是在商业活动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分离而逐步出现的负面产物。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大,其社会危害程度也同时加重,并逐渐从一种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演变成为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商业贿赂的本质特征在于受贿者对其在商业活动中的义务的背离,同时也破坏了商业活动的公平竞争秩序,这是其与公务贿赂的关键区别。预防此类行为,不仅要明确对其的刑罚处罚,更要加强对行为者的监督。     

对商业贿赂立法的几点思考

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相当严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有效地反商业贿赂,本文从立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新形势下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商业贿赂又出现多种新型的犯罪类型。通过对当下的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要类型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出侦查机关处理商业贿赂犯罪的难点,从而为打击商业贿赂经济犯罪提出侦查对策。严格贯彻“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的宗旨,提升数据化实战水平,主动收集案件线索,研判资金数据信息。参考引用国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清查涉案企业账目,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而涉及跨国跨境以及多个部门交叉关系的案件,各个部门要注意衔接配合,打好集群战役,注重国际司法合作,实施“境外追赃”“异地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