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精神分析的新发展——精神分析与诠释学的融合

精神分析自创立之始,就与诠释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到当代,更是出现了两者的融合,即形成了作为一种共同取向的诠释学精神分析。尽管诠释学精神分析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体系和理论,但在核心概念、理论模式和基本观点等方面达成某些共识,已初露学派端倪。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家把精神分析视为诠释学的一种形式,主张精神分析不处理那些可以说明的事实,而是处理那些只有通过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义。他们把患者的梦、联想、动作倒错等看做是其创作的"文本",借助解释寻求意义,以此达成对患者的治疗。     

现代诠释学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

精神分析与诠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元、双向的。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上支持了古典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和发展,而在现代诠释学家那里,精神分析既被当做重要的"文本"来解读,又被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工具。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成为现代诠释学创立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解读文本,例如,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利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解读,以揭示精神分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它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经久不衰的多元价值和意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无意识观念的理论性质

精神分析无意识领域因为它的无意识性,是不可能在任何直观的意义上得到有效的论证的,弗洛伊德因此没有完成、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对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论证";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作为理论主题的无意识观念和作为分析的实践主题的无意识观念是相互分离的,对后者的讨论不能作为对前者的"论证"被接受.     

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学

真理与方法是一切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切学科最终的归宿。具体到刑法解释学的研究之中,方法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方法论立场决定具体的解释观,进而影响到具体的解释结论。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学有两项应对选择,一是创生＂刑法诠释学＂的概念理论,二是在语词不变的情况下扩充＂刑法解释学＂的概念内涵,即在现有的解释学机制下,吸纳法律诠释学理论的合理因素,扩大原有刑法解释学的内涵和适用范围。     

神经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发展的新取向

神经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整合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旨在实现精神分析科学化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代表着当代精神分析发展的新取向。1999年《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创刊,2000年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在伦敦创建,标志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正式诞生。目前,神经精神分析学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意识和潜意识、情绪和情感、睡眠和梦以及临床实践等领域。神经精神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解决心理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路线的分离与对立提供新的视角和平台,为心理学中不断涌现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宾斯万格的存在分析观论评

宾斯万格吸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改造”,创造了存在分析学。存在分析学强调人的在世之在,关注人的整体性。存在分析就是要引导病人形成多样的世界设计,理解自己的在世之在,去过本真的生活。人不仅是在世之在,而且还是超世之在。他的存在分析观开创了存在分析研究的新取向,凸显了积极自主的人性观,促进了美国存在心理学的发展,但也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     

考夫曼诠释学路径探究

概念法学曾作为盛行一时的思维模式，由于它本身的问题已经退出了法学方法论的主流，然而“我们已经埋葬了概念法学，但是它仍然从坟墓里统治着我们”。当今欧陆占主流的方法论仍然是在概念法学基础上的修正而已，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概念法学封闭概念体系的弊端；而考夫曼教授以诠释学为视角提出的以类型为基础、类推为核心、事物本质作为关联的“开放观点的集合论点式体系”彻底纠正了概念法学思维模式，解决了传统法学方法论的诸多困境。     

诠释学视野中法律的意义

本文从二十世纪哲学主潮之一———诠释学哲学的原理出发 ,探讨了法律的意义问题。文章认为 ,法律的意义存在于自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中。正是在此种关系中 ,形成了自治体之间具有法律内在要求的意义联系。在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以诠释学的观念阐述了法律的本体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 ,文章对法律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意义冲突及其救济方式从诠释学视角给出了答案     

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发展脉络与思想内涵

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是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其创立与发展依赖于两次大的转变,一是从心理病理学到普通心理学的转变,二是从成人精神分析向儿童精神分析的转变.其基本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经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以及社会文化学派等各自对儿童内在心理世界的理解、对心理结构的理解、对心理发展动力的理解以及对心理发展阶段的理解.     

本体诠释学与刑法理论发展的多元化

本体诠释学主张诠释者的主观性是无法彻底克服的,解释结论具有主观性、非排他性;理解、解释、应用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由于法学理论都是建构在某种假设之上且遵循解释学循环,同一性的刑法理论只能导致视域上的局限以及适用上的困境。在研究刑法理论时,我们应当注重刑法理论研究的多元化以及应用在解释刑法条文中的作用。     

百年历程：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

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一种不断分裂与整合的过程.其整合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片面性、极端性从而逐渐地走向互相吸收、融合的历程,表现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其内部的各种模式之间以及它与外部诸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也循着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条路径.内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内部的各种模式之间的整合,即对驱力或本能、自我、客体关系与自体模式之间的不断整合,包括雅可布森的自我理论整合、克恩伯格的客体关系理论整合、科赫特的自体理论整合和米契尔的关系理论整合等.外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与外部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医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整合,包括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理论整合、存在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理论整合、拉康的语言学理论整合和神经科学的科学化整合等.回眸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历程,无论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都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解释学与荣格心理分析

分析心理学在许多方面方都受到了实在论的困扰，而解释学的方法却克服了这个困难。如荣格虽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仍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世界观的影响，认为自己理论的主要概念是不依赖人类解释过程的实体。因此，分析心理学一直未能摆脱实在论本身的问题，而这些又恰恰制约了分析心理学临床应用。解释学从分析心理学获得启发，如果分析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若干要素的相融合，将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神话和欲望的实质。同时通过对深度心理学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大幅度地推进我们关于人的成长和人类解释过程的认识。     

温尼科特的儿童精神分析学评介

温尼科特是英国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领军人物,以其独特的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著称于世.其主要的理论架构包括够好的母亲与促进性环境、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以及过渡客体与过渡现象;分析性治疗强调了环境的作用、退行至依赖的治疗过程以及游戏治疗.然而,应当看到温尼科特研究中也有明显的缺陷,他的理论不成体系且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研究者质疑他在个体发展中对环境作用的过分强调,却看不到个体的责任表现于何处;父亲的地位在其理论中是无足轻重的;儿童性欲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确定的解释.     

儿童精神分析学的主要方法及其应用

儿童精神分析的出现被视为是精神分析"新范式的开始".儿童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主要来自并运用于临床实践与临床发现,迥异于学院心理学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其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二是治疗方法.儿童精神分析学最主要的方法包括重构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验法以及游戏疗法.纵观儿童精神分析学的主要方法,我们会发现它们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发展心理学则更多地是进行标准化研究和对发展过程的详细描绘,而儿童精神分析学者更多研究心理发展动力与潜意识的影响.二者在研究结果与研究内容方面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儿童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主题,如母婴关系、自我功能、自我发展、分离与剥夺、受挫与攻击性等逐渐纳入发展心理学的视野.     

“走进马克思”与“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解释学观念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学观念,“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这两个口号,就反映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即“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学观念。要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客观性立场,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在坚持客观性立场时,又必须反对绝对主义的立场,贯彻理解问题上的辩证法。从辩证的客观性立场来看,走进马克思和走近马克思的对立就消失了,走进马克思也就是走近马克思。     

刑法解释学的独立品格

刑法解释学属于广义刑法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学科品格。其独立的学科品格包括三个内在的学科独立基本要素和三个外在的学科独立条件。前者是指刑法解释权、刑法解释行为和刑法解释结论;后者包括：狭义刑法学无法涵盖刑法解释学,即刑法解释学不等同于狭义刑法学;广义刑法学本身已昭示了刑法解释学自身的独立性;刑法解释学的产生和发展遵循着法学学科独立的一般性规律。倡导刑法解释学的学科独立品格,其价值在于：推进刑法学的学科应用功能;纠偏刑法学研究者热衷于铸造恢宏的概念化法学架构而忽视刑法应用实效研究的倾向;彰显刑法解释学价值判断的实践属性。     

The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gal Though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that seems to drive contemporary American jurists to interpret their opponents’ arguments to be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wrong answers to legal questions. The first part situates the hermeneutic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que of legal reasoning, i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particularly the critique that claims that ‘no right answer is possible’ to many high-stakes question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second part locates the hermeneutic in the long running processes of juridification, judicialization and constitutionalization that characterize law in modern society. The last part interprets the hermeneutic as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the sense of Freud’s analysis of jealousy, with the jurist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ole conflict by firmly externalizing the inevitable ideological element in doing justice onto his opponent while preserving the legalist element in doing justice for him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