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沃金的政治平等思想

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致力于平等关切的社会，必然是民主的社会。民主的依赖观认为，民主的最佳形式，就是最有可能产生对共同体所有成员给予平等关切的实质性决策和结果的形式。民主的分离观则认为，我们在判断政治过程的公平性或民主性时，只观察这一过程本身的特征，只问它是否以平等的方式分配政治权力，不问它所许诺的结果。在多数至上论人民主权单一维度的框架下，无论是民主的依赖解释还是分离解释均无法解释和实现公民政治平等。而合伙制度民主观建构起民主的人民主权、公民平等和民主对话三个维度，它才是建立政治平等的理想形式。     

卢梭的人民概念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现代国家秩序的正当性是根据公民个体的理性能力和他们之间的协议来考量的。卢梭不仅主张人民主权是正当统治的最后基础，而且假定人民意志的存在或者普遍的情绪和行动凌驾于个人的情绪和行动之上。在卢梭哲学中，再没有哪个方面，像他的人民主权概念框架这样，受到了如此不同的解释和持久的关注。卢梭理解力上的窘境源自其铁板钉钉的平等、齐一和和谐的“人民”概念。卢梭从人民作为政治（哲学）概念向文学（文字学）概念转换，将政治的关怀与文化的关怀联系起来，人民成了强烈情绪化的对象，它被说成是一个感情的共同体，用这种话语来抵挡政治现代性，其当代意义还需持久消化。     

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属性和核心内容。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制度,反映了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一方面,社会主义     

洛克与卢梭人民主权学说比较研究

从性质与制度设计上看,洛克主张的是逻辑上的人民主权和代议制;而卢梭主张的则是实际上的人民主权和人民亲自行使主权,并坚决反对代议制;从目的上看,洛克是为个人权利和民事权利之目的;而卢梭则是为集体权利和政治权利之目的;从时代特征与宪政践行上看,洛克主张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是对英国宪政的理论总结并被美国宪政所践行和发展;卢梭主张的则是古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是对古希腊、罗马宪政的理论总结。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但也极容易产生思想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其人民主权理论,作为一种政治方案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从抽象的权力到具体的权力——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的反思

对于人民主权理论的过分偏信,并理想化地认为依靠它可以纠正个人的独裁专制,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由个人掌握的权力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转移授予给了整个社会。这样的结果使权力从全社会转给大多数人,又从大多数人那里落入到极少数人、并经常是一个人的手中,从而使它产生的罪恶和以前一样多。为此,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通过对人民主权在具体行使中的修正和限制来确保其不会蜕变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实践转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观

政治的正义性决定了法和国家的合法性。西方古典政治正义观是形而上的以"君主"为视角的抽象正义观,追求臣民服从国家制度、实现君主统治的目标。近代启蒙思想家基于理性主义的原则,以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为视角,借助设想的自然状态和主观假设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以资产阶级"人民"为视角、资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资产阶级正义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在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正义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出发,创立了以无产阶级"人民"为视角、无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实现了从"人是制度的规定"向"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的转向,在实践层面解决了国家和法的合法问题。     

人民想象、塑造与教化——论卢梭立法者的立法技艺

立法者在卢梭政治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其政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关涉卢梭政治思想的解读,更关涉人民主权原则与民主制度之建构。但与此相悖的是,卢梭的立法者理论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讨论。通过经典文本的解读,可从三个方面阐释卢梭的立法者理论:一是立法者与人民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但它使人民主权原则成为可能,弥补了人民集体理性能力的匮乏与公民个体理性能力的不足;二是依据立法技艺的差异,立法者可区分为古代立法者与现代立法者,古代立法者运用宗教和语言艺术实现人民的教化;三是现代立法者在个体理性与科学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公共舆论引导人的激情与自尊心,实现人民教化。立法者不仅不与平等和民主原则相违背,反而强化了人民主权原则,为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增加了可能性。     

从“人民主权”到“专制民主”——论卢梭民主观的歧变

“公意”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人民主权观产生的逻辑前提。由“公意”概念含混引起的争论与分歧,以及卢梭人民主权理论自身的矛盾和缺陷,使得人民主权有导向专制民主的可能与危险。专制民主的实质是政治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和约束,以人治代替法治。历史的教训给我们以启示：成熟的法治是民主健康运行的制度保障。     

政治的正当性及其形态演化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探索和实践政治正当性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政治正当性的实质在于谋取社会“优良的生活”。作为人类政治得以存在的价值根本,政治正当性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人类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相统一,在现代主要表现为人民主权、人民认可和实行“法治”。     

浅析雅典民主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在其他同处于奴隶制社会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少数人的统治”甚或“一人之治”时，在希腊的诸城邦中却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即“多数人的统治”，其中以雅典的民主制度最具代表性。特定的文化氛围，使雅典的民主文化富有创造性，其内涵、理念、政治模式等对后世的民主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警惕的历史误区：儒家道德自律型政治

道德自律型政治抹煞了伦理与政治的界限和各自适用的领域,使得伦理与政治问题的解决都未得其法;企图以道德自律来治国平天下,忽视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使制度文明严重滞后;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把“内圣”的养成与外化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外王”的根本的、唯一的途径,结果事倍而无功;德治、礼治、王道、仁政所造就的贤人政治,使中国长久走不出人治的泥潭,始终跳不出盛衰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陷入“人性善”的认识误区,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政治成为腐败政治。因此,把传统的道德自律型政治转变为现代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他律型政治,是当今执政党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在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在国家行政化高度整合机制发生裂解和转换之后,村民在农村社会生活中重新借重血缘群体的力量,家族在村落成员的各个层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政府体制安排,但这种政治形态根植于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也受到了农村经济制度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利益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而我国乡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冲突与紧张,又可能相互制衡甚至达成均衡。     

"法治"释义

什么是我们要实现的法治即法治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理论界将"法治"等同于"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给法治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还包括"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民主科学决策与公民参与的互动

民主、科学是公共决策的生命线。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公民共同体意识,维护公共政策合法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决策权过于集中党委一把手,制度化缺失,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程度有限,缺乏普遍性,因此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高公共政策决策水平,形成党内民主、科学决策与公民参与的良性互动,进而优化我国公共决策机制。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是独具特色的。由于组织禀赋和政治使命的要求,执政党运用基层组织嵌入社会的方式,获得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为执政党的基层建党策略提出新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提高基层党组织活力,需要培育和统筹发展多重政治功能,包括动员、组织、利益聚合与协调等。在各种利益冲突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基层党组织应当着重发育利益协调功能。在利益协调中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基层组织活力,为执政党谋求政治支持。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成熟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本文认为 :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蕴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作者指出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 ,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 ,文章强调 :应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政治教育：从灌输走向对话

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根据统治阶级和受教育者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传递政治文化以形成和发展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进而促进政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灌输是传统和现实政治教育的典型实践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灌输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公民政治教育的需要,政治教育的实践形态应实现从灌输向对话的转变。     

官本位的成因及其消除对策

＂官本位＂的本质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对政治权力的向往、追求以至崇拜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官本位＂仍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严重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官本位＂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消除＂官本位＂的主要任务具有长期性、对策措施具有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