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的捍卫

美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的《重申启蒙》一书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没有把启蒙理解成为一系列的运动和一种精神;没有把进步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概念;错误地把反犹主义的根源归咎为坚持人道主义的启蒙;错误地把封建传统产生的集权归因于启蒙;没有认识到启蒙和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没有直接必然联系,没有认识到启蒙需要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应用环境而非主体性本身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因而,二人错误地批判了启蒙。启蒙不会导致退步,它将永远引领人类不断进步。     

启蒙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

黑格尔、阿多诺都将现代社会不自由的根源追溯到启蒙的主体同一性。黑格尔将启蒙看作绝对精神自我辩证发展过程中一个有待扬弃的意识形态环节，阿多诺则要求以“非同一性”来打破一直就潜伏在西方文明起源处的主体同一性，以期获得自由和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深入揭示生活本身的辩证结构，才能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途径和现实的力量：而启蒙辩证法作为生活辩证法的一个层面．本身根源于生活辩证法并因之而得到说明。     

论近代中国启蒙的传统思想资源

面对任重道远的启蒙之路,我们需要从传统中去寻找启蒙的文化资源。明末清初的新异思想以批判宋明理学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民主意识;李贽的思想反对礼教束缚,充满了对平等、自由和对个性的尊重;戴震系统揭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本质。明末清初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自我批判”思想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古代封建文化的范畴,是近代启蒙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     

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第一次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启蒙；而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真正开始于1902-1903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饮冰室诗话》把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推向高潮。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已经超越了启蒙影响下的政治意识觉醒进入了深层文化意识觉醒。1907年后鲁迅的启蒙侧重于社会改造，侧重于人的觉醒。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诠释的启蒙意义填补了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和第二次启蒙文学思潮之间的空缺。     

近代欧洲“启蒙世界观”及其辩证法

启蒙世界观的核心是主体形而上学,人成为主体,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人为自然、道德、历史等立法),但受制于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逻辑,启蒙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反启蒙的哲学样式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启蒙,而实际上却在对启蒙的批判中延续了启蒙精神,因为启蒙是一个无限的历史性的治疗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谦逊、清明的理性,坚持形而上学的超越维度,在不断批判旧世界的进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     

《伤逝》——虚空的自由

《伤逝》是对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深刻的理解与批判。当时的中国启蒙界理解的自由是无历史、无世界的单子主体的虚无———自由意志。在通达单子化的启蒙道路上,爱情是重要的摧毁传统礼俗世界的动力,但也是将被抛弃的中介环节。现代中国启蒙是观念性的启蒙,并非使人独立健全地运用理性,反倒使得生活意义枯竭,涓生和子君的悲剧即是其典型。这种启蒙的本质是虚无主义,最终将人投入虚空,成为"世界"的"过客"。     

论《启蒙辩证法》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启示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代表作,它在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启蒙精神实际上是传统的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同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结合,从而产生的工具理性主义或技术理性主义,这种工具理性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的主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我们可以从《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中得到启示,为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提供借鉴。     

共产主义与市民社会的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和批判,揭示了劳动者异化的真相。经过宗教批判的过渡和推动,在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后,马克思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的基础是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发生了极大的异化。人只有摆脱了一切阶级关系和阶级差别,在普遍的世界历史中彻底实现自身,才能进入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人将实现真正的自由。     

大学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危机及其根源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开始了合理化的建构过程,形成了自由、民主与批判等精神传统,并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层面。现代大学的精神传统,就来源于启蒙的现代性运动,通过科学、理性与民主的阐释,从而使大学升格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中国大学的启蒙精神,也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积极特质与价值诉求,但随着"现代性"自我建构的深化,却逐渐陷入了一种与"启蒙"背反的困境。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权力、市场和知识勾勒出了中国大学启蒙精神困境的复杂面相。实际上,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性危机,也是全球大学"平庸化"的精神症候的折射。     

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

过去的一百年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在政治、文化、历史等不同领域都得到了深度研究,但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上,相关研究主要见于零散的个体人物美学思想分析,缺乏整体性的学科探究。五四运动对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启蒙包括三个方面:对学科独立的理性意识启蒙,对作为审美价值新根据的个体自由意识启蒙以及美学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力量之启蒙。这三层意义开启了中国美学不同于欧洲美学的现代性发展道路。     

1927—1949：报刊话语的民主思想启蒙诉求

在1927至1949年,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进步报刊民主话语的政治诉求只能得到有限的表述,但民主的声音从未断过;而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报刊民主话语的政治诉求,则与现实一致,是对现实的指导,也是对现实的总结。国统区报刊民主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主要在进行救亡思想的传播,救亡成为时代的第一主题,也成为当时报刊话语的第一主题,同时承续着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而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刊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主要是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启蒙,继承五四反对封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教育,也是其重要的特质。     

启蒙、虚无主义与后形而上学

启蒙开启了主体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与根据,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虚无主义的肆虐,理性成为最大的非理性.克服虚无主义的各种努力大多数都局限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问题的实质却是: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资本的必然逻辑.当主体形而上学遭到批判,后形而上学思想开始编织人们的信念与逻辑之网,但这种思想能否经受住资本同一性逻辑的侵蚀?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希望.     

多元变奏:《新青年》的启蒙思想研究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新青年》作为宣传平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有力促进了中国思想启蒙、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的启蒙思想一直都认为是民主与科学,但实际上其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探讨青年文化、东西文明、反孔非儒、文学革命、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新青年》以思想启蒙为旨归,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辩论、批判,宣传启蒙思想及民主、科学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启蒙主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特征。     

论新世纪的启蒙话语及其思想谱系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一轮思想解放思潮的兴起,再度活跃的新启蒙话语带动了整个启蒙思想谱系的新变化,并表现为由表及里的四个层面.在社会层面上,着重探讨社会、文化结构模式的重新取径;在阶层层面上,"底层"话语以及卢梭意义上的平等意识凸显;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对"自由"话语及其命题的重新探究;在心灵层面上,体现为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突入.对启蒙话语的分析,可以演示出新世纪新启蒙之价值重构的轨迹和走向,同时为思想界进一步开展启蒙的自我反思及推进启蒙运动的进程,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及启示

人的解放理论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分析和批判基础上,为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指明了一条现实道路和光明前景。即人的解放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所必备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和交往的大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启蒙: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审视——兼论"启蒙与现代性"的关联

哈贝马斯创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 ,就是他探索批判理论“规范性”的过程。在确定以“交往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过程中 ,哈贝马斯对于启蒙的思考经历了断裂、残缺和重建三个阶段 ,其中关于“启蒙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思想 ,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并最终使他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文明”彰显人类多维解放——基于马克思自由解放视域的微观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和实践了马克思人类多维解放思想。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对其哲学人类学视角的运用，该视角从总体上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揭露出资本统摄下的资本主义文明仍属于异化的文明样态，只能完成政治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贯穿人类逻辑，将人类整体及其发展作为主体、本位和旨归，切实推进人类自由解放，是对启蒙时代的解放概念的重构。中国式现代化内蕴了五大文明，分别对应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的五维解放，以实现人的多重自由。五大文明和五维解放之间互动共生并和谐发展，合构为社会文明系统和人类解放体系，最终历史性完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类幸福。     

马克思人类学哲学：以实践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不是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这种改变要诉诸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感性活动,是人类学实践论,并认为人是以这种感性活动自觉地改变世界的,因而,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就是以实践改变世界的实践的人类学哲学。此外,人类学哲学的核心理念,是人类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因而,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也就是力图以这一核心理念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以人类的合理生存为基本理念,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合理性审思与合法性批判,并在对不合理现状的批判中开创合理新世界,从而使得马克思的人类学哲学在目的上和性质上成为一种以实践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     

80年代的回音：流行音乐的文化启蒙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存活在人们记忆中的美好时代,至今依然彰显着特殊的魅力。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追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梦想,那是一个堪称高举理想主义的文化启蒙时代。而音乐,则因为其易于传播、受众面广等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启蒙利器,不断地以其韧性与人性,突破禁区、直达内心,唤醒了每个人对生活、美好、自由的向往。【爱上“洪水猛兽”？】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