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程序衔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行政法领域最重要的两种权利救济方式,二者之间的程序衔接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模式的立法设计存在诸多弊端,如缺乏明确统一标准,不利于及时有效解决行政争议,还会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相互侵蚀。因此,应当在汲取世界主要国家相关模式设置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模式的立法设计进行重构,以更好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论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有权利必须要有救济"的法治理念下,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也必须有相应的宪法救济.在我国,宪法、立法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我国的宪法救济制度,但目前这一制度缺乏实效性,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认为,在完善宪法救济制度时,首先必须区分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之间的界限,并在救济主体、救济对象、救济程序等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建立更为严密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无救济规则探析

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我国刑事诉讼法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使其权利保护色彩大为减弱，这种缺陷已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权利保障的需要。应该重新构建我国的程序性制裁体系，维护诉讼程序的具体实施。     

关于出入境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探讨

长期以来,公安出入境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程序不清,公开性差,缺乏统一规定等问题,严重影响公安出入境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文就公安出入境管理行政强措施必须坚持法定原则、程序化原则和政救济原则等问题进行探讨。     

行政黑名单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行政黑名单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中缺乏对于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具体规定,导致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法律属性不明晰、缺乏程序规则以及救济等问题。应当完善行政黑名单制度立法,明确行政黑名单的适用范围,在程序设置上遵循程序正当原则,引入必要的救济手段,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应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由成都人大的地方法规受到的启示

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解释的动议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解释的程序规则。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限制货车通行案中的两点法律启示

由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还不完善,使得一部分非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救济。在本案中的货运停车场并不是限制通行的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但其生意因限制通行而遭到了严重的影响,能够确认其与该限制通行的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应该认定它的原告资格。限制通行在当前缺乏相关行政程序限制,很容易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过分损害,从而引发纠纷。因此,有必要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确保限制通行的合理使用。     

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图景

把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理性交往为核心的行政协商规则融入我国行政赔偿程序中,将有利于促进其价值的彰显与功能的发挥.我国2010年《国家赔偿法》反映了行政赔偿程序的协商走向,但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建立健全我国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与行政赔偿诉讼程序中的行政协商程序机制,以凸显行政赔偿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弘扬纠纷双方的主体间性,从而强化公民权利之救济,获取我国行政赔偿程序的制度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发展图景.     

论统一公法学视野下受害人之公法救济——由一起案件引发的思考

当下行政救济制度与刑事救济制度在衔接上存在诸多问题，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呈现出基础理论缺乏、救济路径不全面以及救济程度不充分等局限。统一公法学对受害人权利公法救济的路径能够起着理论上的整合升华作用，增加公法救济路径的完整性并增强救济路径的互动性。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兼顾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

正确处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系，兼顾两者的相对平衡，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实现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偏重于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力度；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情况，也存在着不依法行政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需要完善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需要规范执行程序，控制行政权力又保障行政效率；需要健全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出入境边防检查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出入境边防检查法治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当前,出入境边防检查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量庞大,涉及面广,变化频繁。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效力问题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制度方面的缺陷,因此,应当通过加强出入境立法工作,完善程序和实体方面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做好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工作,以提高边检机关的执法权威和执法能力,维护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     

人身权受损的行政补偿

在我国,当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导致公民的人身权受损时,由于法律没有设定统一、合理的补偿制度,公民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考察法国、德国和日本在此领域立法与司法的实践,分析我国行政补偿现状,有必要对人身权受损的行政补偿进行理论和制度的探讨,以便公民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救济。     

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建构

行政诉讼判决是人民法院判断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制约行政权不当扩张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结果,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原告的诉求能否实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判决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与域外法治国家行政诉讼中的全方位的权利救济机制相比,我国的权利救济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禁止判决的缺失往往使得对相对人的救济处于“缓不济急”的状态,对那些通过事后救济难以获得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立足国情并参照国外成功制度的基础上,在我国引入行政诉讼禁止判决非常必要.     

我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缺陷分析

行政机关作决定时听取对方意见,是宪法和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体现了行政机关对被管理者人格尊严的尊重。就公民而言,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是其享有的参与行政管理、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程序权利。《价格法》在中国首次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体现了行政决策程序的民主,公开。但我国现行立法在定位上忽视了听证作为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程序权利的应有之叉,仅将听证视为价格主管部门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极其浓厚的管理法、组织听证法的色彩,欠缺听证权的主体、听证权的内容、听证权如何行使、听证权受损害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听证制度定位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价格听证制度的构建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多问题的存在,一方面造成听证会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机关感觉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使得公众对价格听证会缺乏自我参与感,对听证会后的最终结果缺乏认同感。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现状及构建

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说明理由制度作为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对推动行政合作、提高行政裁量决定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在我国的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中有零星提及,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善的体系。笔者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理论研究现状和立法现状后,在构建我国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从行政复议的价值定位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行政复议中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应是绝对的且是并重的，其一，行政复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法的效率价值；其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其正义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复议都不能放弃正义、效率价值定位。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恰恰忽略了效率和正义价值的重要性．过分的强调了程序的作用。行政复议本就是行政行为，是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不是权利，不作为行政或错误行政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维持错误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责任。另外行政复议从其是行政的性质来分析，行政复议不应是终局的，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还应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论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以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为视角

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何时准确且高效地介入行政权，它关系到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制衡。对此，美国行政法通过“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确立了行政救济在先、司法审查后置的模式，并经由丰富的司法实践填充了一系列具有灵活性的例外情形。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行政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为司法救济程序的开始节点提供坐标指引，既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又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恐怖主义犯罪调查程序与人权保障研究--基于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问题的探讨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调查程序面临着保障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必须对以上三种冲突予以平衡。尤其要重视为过度构建保障国家安全而导致行政调查权力的扩张滥用、实体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以及忽略司法权对人权保障的救济机制等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