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华产品实施反补贴的法律反思

美国对我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案不仅意味着美国长期遵循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法的贸易救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还意味着我国出口产品可能陷入来自反倾销、反补贴的双重挑战.运用WTO规则审视我国各级政府给予的企业的各种优惠,是我国政府、学界以及企业的当务之急,以应对反补贴指控.     

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美对中反补贴适用溯源与展望

本文从美国反补贴法的历史规则及适用范围入手,指出其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传统;考察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传统及近年来中美贸易间的不平衡格局,分析其反补贴法必将适用于中国的依据,针对美这一改变将对我国所带来的冲击作了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我方的应对策略。     

美国对华铜版纸反补贴案带来的思考

美国对华铜版纸反补贴案揭开了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华的第一例反补贴调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美国以往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的实践相悖。这预示着,美国开始把一直放在反倾销方面的重点向反补贴转移。我国应该意识到美国对我国进行反补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及早做好准备。     

论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

司法方法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用来解决案件裁判的技巧和手段。司法方法可以分为通用的司法方法和特别的司法方法。通用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没有条件制约,但通用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特别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之间的并列的、综合的、复杂的运用,却需要具体的条件制约。这些具体的条件只能在案件事实和法律的遭遇中得以观察。     

美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

美国的反补贴制度,是从《1890年关税法》中关于从量反补贴税的规定开始的,而《1897年关税法》则将先前从量反补贴税的增收修改为征收与外国政府给予的补贴相等的反补贴税,是为美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反补贴税法。《1930年关税法》中,反补贴的法律规定得到了细化和加强,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直至《1974年贸易法》制定了反补贴税和司法审查的具体程序。之后,国会在《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中修改了相关规定,使得国内产业更容易获得反补贴法救济;在《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又增加了几项明确和强化反补贴法的规定;1994年,根据WTO乌拉圭回合协定对此又进行了大幅修改。     

我国行政强制法对司法的影响初探

法律保留、比例、程序正当是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掌握这些基本原则是有效实施这部法律和探讨对我国司法影响的前提和基础。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和执行将对规范我国的行政审判工作、完善司法赔偿工作及强制执行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的经济与政治动因分析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措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补贴正成为继反倾销之后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所设置的新的贸易壁垒.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的动机和原因,结果表明,国际贸易中的非均衡收益格局是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的经济动因,而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政治动因.     

司法审查的标准与方法——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

为了保证行政官员守法,各国设计了复杂的司法审查机制并发展了相应的理论和学说.本文考察美国联邦法院在审查行政案件中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标准、严格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法院历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并发展了精深的理论.美国行政诉讼的司法经验表明,司法审查的适当力度和标准取决于诸多制度性因素,尤其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平衡.     

金融危机下美国对华“双反”法律问题新析

2004年以前,其它WTO成员并没有针对中国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主要面对和处理的都是有关反倾销方面的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并查案件不断增加。本文以美国对华双反的现状及特征为背景,通过对铜版纸案的具体分析,就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双反调查提出具体的法律建议。     

“法律普遍原则”的司法适用——以欧洲行政法为视角

考虑欧洲联盟的司法审查机制,主要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司法审查可以依靠什么法律依据——更明确地说,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运用什么法律基本原则?其次,司法审查应该采取什么标准、严格到什么程度?欧洲经验表明,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对于共同体法治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     

反倾销案件行政复审、行政复议与司法审查

WTO《反倾销协定》及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规定了行政复审的法律制度。反倾销行政复审与行政复议在法律性质、设置目的、审查对象等多方面存在不同 ,二者不应混淆。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对行政复审决定不服的 ,可申请行政复议     

论行政法对物自由流通的限制——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分析原因

我国法学界对为何要限制物的自由流通这一问题尚未有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而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士已对该相关具体问题存在重大争议,急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本文采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政府监管制度的理论框架,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分配目标、出于父母式关爱主义和服务于利益集团私利四个方面的可能理由来系统地解释和论证行政法对物自由流通的限制制度,并对我国一些具体相关制度进行分析。     

美国反补贴法中“因果关系”的确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反补贴调查中,"因果关系"的审查和确定是决定反补贴措施是否公平合理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做法不同、争论很大.在"因果关系"的确定上,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存在不明确之处,各国对其保留有相当程度的解释空间.美国反补贴法在因果关系上的用语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不同,同时还存在两个重要的争议因果关系是应存在于"进口"与"损害"之间,还是存在于"补贴"与"损害"之间;应同时决定还是别决定损害与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方法上,我国可借鉴美国的"整体分析法".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US and the Union

Abstract: The U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ct of 1946 was engendered by partisan political conflicts. Initially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rule-making under the act was extremely defer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federal courts, basing themselves upon the unchanged language of the statute, created a new body of administrative law characterised by very great demands on the agencies and very intrusive judicial review.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fuelled by partisan realignments, fear of technocracy and desire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Because these same forces are now active in relation to the Union, it may be anticipated that similar tendencies toward a demanding procedural law of rule-making and high levels of judicial review will be felt as Union administrative law develops.     

论行政主体义务的法律意义

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与行政法中的"权利"和"权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历来重视对后两者的研究而忽视了前者,没有给行政主体义务以科学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行政主体义务的成立,必须有法律或职权上的依据,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形态,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主体,有完成义务的行为能力;行政主体义务在法律表现上有其独特之处,它是一个复杂的义务链条,是管理义务与服务义务的统一,是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是职权义务与行为义务的统一,是法规义务与契约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职权定"责",对行政法关系定"性",对行政行为定"量",对行政救济定"度"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原则适用质疑

法律原则的适用是在我国的法学理论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又在司法裁判中尚未得到解决的一个难题。它实际上关系到中国审判权的能否合法行使,以及这种行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行法治。因此,从法治的意义来考察,它是一个需要引起我国的司法改革关注并反思的问题。     

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直至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司法鉴定行业的主管机关,理论及实务界围绕司法鉴定体制的纷争才暂为平息。为推动《决定》的实施,各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规章、下发了相关的文件。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同部门规章对《决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