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表达自由的保障推进法治建设

网络除了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之外,还能够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网络表达自由,一种表达自由的新形式,正在深刻地,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本文通过概述网络表达和法治,分析网络表达自由推进法治建设的原因以及探索如何通过网络表达自由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试论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保障和限制

<正>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保障和限制的关系。这个关系若处理得当,既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有利     

集会游行的事先程序限制——兼论我国立法之完善

集会游行法上的许可制和报备制属于对集会游行权最初发动的事先程序限制,采许可制或报备制是区别各国和地区规制集会游行立法例的主要方法。不过,无论是采许可制或是报备制的立法例,其表现形态又存在多种可能,有的许可制立法实为报备制,而一些采报备制的立法又近似于许可制。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权利行使的限制程度不同,而非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制度。我国1989年颁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因采非准则主义许可制,导致对公民行使该权利的限制较严,也致使无法透过该法律来规制现实中出现的大量聚众集会游行活动。立法后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修订该法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从现实情况考量,对该法的修订仍可以采许可制,但从保障人权的长远考虑,则应朝报备制的方向发展及完善。     

建立健全集会游行示威制度——实现对群体性事件事前预防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规模、数量逐年攀升,不难发现每次事件背后趋同于民意表达缺乏可疏通的渠道。另一方面,集会游行示威制度却能在人民群众合法合理宣泄情绪、要求快速公正处理争议以及吸引相关部门关注等方面迎合群众心理需求,为"愤愤不平的老百姓"提供了高效的表达窗口。然而我国集会游行制度却存在多组不足,相关部门应尽早补充健全该制度。使得社会的不满情绪具备制度性的释放渠道,保障群众内心利益能够顺畅表达,从而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事前预防。     

法治思维与人权保障

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权思想就被写进世界各国的宪法之中,成为现代文明国家与社会的基石。在人权理论与实践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人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有提升的空间。个别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甚至是司法机关侵害公民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行政思维与法律工具主义在我国曾一度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管理国家事务,进行社会管理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要在我国建立起以法治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群体聚众行为的场所限制——以集会游行为中心的分析

对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以场所限制是发达国家以法律规范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大致分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公共用物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私人场所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限制聚众群体行为的法治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诚信的自由诠释与法治规训

实现法治型社会管理效果,必须重视诚信法治的研究.现代诚信不仅保有道德结构、政治情境和法律场域的三重意境,更因解构而存在新的三维之义:作为个体品质的诚信、作为关系纽带的诚信和作为价值追求的诚信.以此为前提预设,失信行为即能避开道德难题的困扰,进入法律规制范畴.社会失信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呼吁诚信法治的条件因素;诚信法治则以诚信的法治与法治的诚信为基本内涵,证成了规范诚信的正当逻辑.诚信法治回应社会诉求,应以内在一致性与递进式的层次为建构原则,依次推动思想基础、结构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的建设.法治以诚信为本义,诚信法治与民生法治构成现代法治的一体两面,是解决失信问题的现实选择.构建诚信法治,是法治实效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政法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法治在行政法领域体现为行政法治。行政法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严格规则主义否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机动法治主义主张政府除依法行政外还应机动灵活地处理行政事务,依法行政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二者相互补充。为了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应以法治原则限制其范围,设置合理的行政程序规则,建立健全事后监督机制。     

论法治的道德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以后,我国的社会运行已走上法治轨道。但在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法治状况 尚不理想,有必要建立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并在公权行使者中形成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因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道德建设与法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与法律形式合理

“行政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行政法治强调了法律的效益 ,蕴含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香港的法治指数

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倡导及赞助下,一项旨在调查确定香港的法治指数的研究在2005年得以开展和实施。该项目以体制性的进路,以质化和量化相混合的方法来确定特定地区的法治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及格分为50、满分为100的情况下,香港的法治指数为75分。该分数表明,一方面,香港人的法治状况总体上较为理想;另一方面,香港法治的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体上较前几年有下降的趋势。     

Gay Visibility and the Law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visual turn’ in legal studies to argue for the centrality of visibilit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egul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identitie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Hong Kong. Part I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ways in which gay visibility operates within the cityscape of Hong Kong. Parts II and III then focus on the case of Cho Man Kit v. Broadcasting Authority to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questions of visibility emerge in the courtroom.

     

论集会自由

集会自由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延伸,但是作为政治权利的集会自由权的行使,必然会涉及到个人权利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冲突问题,即集会自由的界碑。本文从集会自由和公共权力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如何规制集会自由权,并分析了我国的集会自由的不足。     

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过失判定问题研究

医疗过失是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成立的一项关键要件。由于医疗事故案件的案情纷繁且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如何判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本文围绕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的过失判定问题。考察其医疗过失的标准、医疗过失的一般判定方法和特殊判定方法（即鲍勒姆判定方法）和与医疗过失证明相关的事实自证法则，以期为我国的司法实务和学理发展提供比较法意义上的参考。     

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过失判定问题研究

医疗过失是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成立的一项关键要件。由于医疗事故案件的案情纷繁且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如何判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本文围绕香港法律中医疗事故的过失判定问题,考察其医疗过失的标准、医疗过失的一般判定方法和特殊判定方法(即鲍勒姆判定方法)和与医疗过失证明相关的事实自证法则,以期为我国的司法实务和学理发展提供比较法意义上的参考。     

Freedom of Assembly, Consequential Harms and the Rule of Law: Liberty-limiting Principle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restricting or not restricting the rightto freedom of assembly are potentially magnified in transitionalsocieties. Yet determining whether such consequences are indeed‘harmful’, and whether their cost should be bornedespite the harms caused, requires the elaboration of criteriawhich define what are valid and relevant harms. While a humanrights framework can perform this task, open-textured rightsstandards prescribe neither the threshold of legal interventionnor the goals of transition. By extension, the rule of law—underpinnedby this rights discourse—is silent about whether liberalor communitarian ideals should inform the reconstruction ofpublic space in conflicted or nascent democracies. Illustratedby analysis of legal interventions in parade disputes in NorthernIrela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necessarilyorientated by ethical consensus about its scope. Furthermore,this consensus operates as a restraint upon the degree of normativediscontinuity permitted during transitional compromises. Thearticle frames the ethical options in terms of three liberty-limitingprinciples—the argument from democracy, the argument fortoleration, and the argument for recognition. Each suggestsdifferent parameters for the transitional project and for therole of law within it.     

香港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研析

一、前言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为有效制裁国际犯罪行为,依据国际条约规定或双边互惠原则,直接或在国际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刑事司法互助,代为履行一定诉讼事务的司法制度……     

港澳台地区传闻证据规则及类似规定比较研究

由于香港法律与英国法律的渊源关系,英国对于传闻证据规则的修改成为香港法律修订的原因之一.就传闻证据规则而言,香港法律中只对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该规则做出了重大修改,但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传闻证据规则被沿袭下来,仍然较为严格.澳门法律中与传闻证据相类似的规定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此外,澳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供未来备忘用之声明制度颇具特色.台湾在2003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传闻证据规则做出了规定,但台湾学者对于是否应当采纳传闻证据规则以及现行法律规定的评价和争论令人印象深刻.     

港澳台地区传闻证据规则及类似规定比较研究

由于香港法律与英国法律的渊源关系,英国对于传闻证据规则的修改成为香港法律修订的原因之一.就传闻证据规则而言,香港法律中只对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该规则做出了重大修改,但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传闻证据规则被沿袭下来,仍然较为严格.澳门法律中与传闻证据相类似的规定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此外,澳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供未来备忘用之声明制度颇具特色.台湾在2003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传闻证据规则做出了规定,但台湾学者对于是否应当采纳传闻证据规则以及现行法律规定的评价和争论令人印象深刻.     

凝聚共識的系列審判 2013年8月—10月大案匯總

近期一系列案件的開庭、審判、對社會關注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凝聚了社會共識,讓國人看到中國在推進法治和推進司法改革上的決心,也為今年第四季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打了前站。從這些案件的審判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沒有回避問題,同時又在積極謀求解決問題。不論案件被告人是手握重權的高官,還是普通百姓,中國政府做近期一系列案件的開庭、審判、對社會關注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凝聚了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