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仲裁法》中仲裁协议相关规定修改完善的建议

本文在分析现行《仲裁法》第三章“仲裁协议”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立法修改建议。建议的提出紧紧围绕当前的仲裁实践与司法实践,意在解决仲裁实践中亟须立法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从“契约”到“准司法”——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进路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从外交到法律的进步历程。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路径中,是否存在着从国际仲裁(“契约”)到国际司法裁决(“准司法”)的发展路径?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回答了这一路径是否意味着国际争端解决制度的公正和进步性,比较了这一路径与国内法体系内的仲裁与司法裁决的异同情况,同时指出在从“契约”到“准司法”的发展路径之外,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路径还具有“多元共生”“包容并存”甚至“相互趋同”等特点,同时,以此为背景和参照,论述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危机及其改革,并提出关于该机制改革的思考。     

涉枪涉爆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2001年关于涉枪涉爆犯罪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领域在法律适用和量刑均衡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结合相关刑法理论,从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就此发布的“通知”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入手,对有关涉枪涉爆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作了研究,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力求促使涉枪涉爆犯罪的相关规定更具科学性、刑事司法结果更具公正性。     

“恶意软件”问题法律解决途径浅议——从北京市法院处理的一起“恶意软件”纠纷谈起

本文结合有关司法实践对“恶意软件”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进行了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两个方面的分析，对最终解决“恶意软件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司法审判看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著作权法律适用问题

本文通过引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数字图书馆侵权纠纷的若干经典司法判例,详细论述了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和运行中所碰到的若干著作权法律适用问题。笔者在充分分析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运营中业界的困惑、不安甚至屏障的法律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补充、修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建议,旨在从法律建制上使势在必行的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运营在根本上达到良性运行和发展。本文论述的逻辑层面及主要内容为:一、首先明确数字图书馆侵权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为相关各方的“利益冲突”,并引入了相关的经典司法判例;二、由于相同的法律规定仅适用于相同的法律事实,为此,笔者在著作权法律意义上,将数字图书馆界定为传统型图书馆的数字化与数字化的非传统型图书馆两大类,对目前比较混乱的“数字图书馆”这一称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法律上的梳理和界定,锁定了本文论述的客体对象,以便论述的明晰与准确;三、针对全球互联网络环境下,司法审判中突出的问题—─如何认定数字图书馆“向公众公开传播”作品的侵权行为的司法标准,结合司法判例进行了翔实的论证;四、通过对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在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上的适用法律空间的分析论证,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具体立法建议;五、对网络界目前比较流行或推崇的著作权授权模式的可行性及合法性进行了论证,旨在探讨一种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制度之外的“更经济、更效益”的数字图书馆版权许可模式。     

WTO执行争端次序问题:双边解决和多边完善

司法裁决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是考察一个法律体系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完备、是否有效运转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在这种意义上,仍然如同国内司法体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执行程序”成为这一机制有效实施不可或缺的支柱。为了监督和管理WTO成员执行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所作出的裁定和建议,《WTO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第21条“对执行建议和裁决的监督”和第22条被诉方不执行时“补偿与中止减让”,针对被     

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

本文以乾隆三十一年山东邹县的一起民事调解案件的法庭笔录为分析对象 ,仔细解读其中蕴涵的 ,同时也是被中外法律史学者广泛争论的若干清代司法实践问题 :一是帝国官僚的诉讼态度与小民百姓的诉讼策略 ;二是帝国衙门的纠纷解决手段 ;三是解决纠纷 (裁判 )的依据 ;四是清代法律的表达与实践。此外 ,本文不仅“深描”这份法庭笔录 ,而且把它置于广阔的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司法体制、诉讼理想和现实的语境当中进行考察。与此同时 ,受到“复调”理论的启发 ,本文在叙述风格上也作了一些尝试 ,以期通过这一文体的尝试彰显传统中国司法运作的复杂意蕴。     

以法律大数据助力现代治理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16司法大数据网民司法搜索专题报告.从“热点案件”到“司法公开”,从“队伍建设”到“智慧法院”,信息时代,“司法大数据”以全新方式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 作为一种新现象和技术热点,大数据正在引发一场科学研究思维与方法的革命,并且正在成为现代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法律大数据,是以我国法律及法律体系为依托,借助大数据解决法治战略下的法律问题.在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法律大数据必将引起现代治理方式的变革.     

试论行贿人作证交易的适用

我国法律把行贿与受贿同时列为非法行为。这样,在追究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时,就会将行贿者与受贿者逼到同一“战壕”里。他们只有同守共盟,同心协力与政府对抗、与法律对抗才能共存。这无形之中增加了查办案件的难度,致使贿赂犯罪“黑数”大量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运用“作证交易”,即以减少对行贿者的追究来提高侦破贿赂特别是受贿犯罪的效率。尽管我国刑法对“作证交易”没有作专门规定,但笔者认为,它符合司法经济和司法效率的要求。     

论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的思考

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问题,首先需要探讨体育是否为区别于传统法律关系的特别法律关系.体育法是特别独立的部门法.专属于体育部门法下的内部体育纠纷无法寻求传统的司法途径予以救济.对于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而言,从“体育自治”到“中立救济”是其历史发展规律.对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路径,我国应该借鉴国外体育法庭的经验,设立体育审判庭；同时注意其介入的必要限度.     

自制与开拓:WTO上诉机构管辖权的法律边界

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将上诉机构的管辖权限定于上诉通知中对专家小组裁决报告的法律结论和法律解释问题的上诉。然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上诉机构一方面遵循其边界限制,甚至在事实客观评估问题上进行了自我限制;另一方面,在有关对专家小组管辖权和司法经济原则适用的上诉问题上,为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上诉机构又谨慎地突破了其管辖权的法律边界。上诉机构这种“抓大放小”的态度有利于WTO自身的发展,得到了WTO成员方的认同。     

“由执入破”的必要性与现阶段的实现方式

文章通过分析法院依职权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关键点,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院执行部门在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中的能动性,论述人民法院在“由执入破”中的作用。从立法对策层面说明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的立法需求;从司法对策层面提出了在当前法律规定没有修改的转型期,改变单一申请主义不利影响的措施,即在实务上借助司法建议实现“由执入破”的构想。     

淄博两级法院重视经济司法建议活动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两级人民法院共发出经济司法建议1028条。被采纳900余条。通过司法建议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广度、力度和深度,扩大了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受到了企业的重视和欢迎。 通过司法建议活动,积极参与经济领域的综合治理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长期性工作。淄博市两级法院十分重视司法建议工作,明确司法建议活动是审判工作的延伸,也是人民法院为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在     

言论自由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对于司法不公问题的解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众口一词的指向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主要在司法审判中得以实现,影响司法审判的因素很多,从司法活动的性质和职能上看,司法审判活动必须追求结果和程序正义;另外司法活动还受其它法律权益,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社会道德,公众言论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影响。     

WTO下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

入世后 ,我国行政补贴司法审查制度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和标准靠拢 ,有利于提升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和贸易利益以及加强个人权利保障。具体宜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增加诉讼类型 ,引入课予义务之诉 ;扩大受案范围 ,行政补贴规则纳入受案范围 ;扩展原告资格 ,从“法定权利”标准转变为“法律上的利益”标准 ;构建宽严适度的司法审查密度 ,一是要“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举 ,二是主要进行“法律审”。     

“ 148”之歌

一条线连着你我他,一张网把电波传天涯,“１４８”要司法,法律之声遍中华。合法不合法,问问“ １４８”;拨通“１４８”,法律送到家。我们愿做开启智慧的钥匙,让人们冲破困惑的关卡,我们要在党和群众中,把沟通与理解的桥梁铺架。“１４８”、“１４８”,要司法、要司法;“１４８”、“１４８”,要司法、要司法。 地上“１４８”有问必答,联动服务进万家,“１４８”要司法,人民群众离不开它。合法不合法,问问“１４８”;拨通“１４８”,法律送到家。我们愿做维护稳定的基石,让矛盾和纠纷不再激化;我们要用辛勤的汗水,筑…     

“另案处理”下的法律漏洞及其规范

“另案处理”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另案处理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结案率、避免超期羁押、实现诉讼经济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监督环节的薄弱性,“另案处理”容易蜕变成“另案不理”,成为司法腐败的黑洞。本文对“另案处理”存在的原因、现实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论对“另案处理”案件的监督机制和建议。     

开通148让法律服务进万家

在山东省荷泽地区司法局长晁岳坤的奇思妙想——开通一部法律服务专线电话,号码定为“148”,谐音“要司法”,把司法工作者的法律服务送到千家万户,于1998年3月16日在该地区东明县变为现实后,又一枝独具特色的奇葩立刻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 司法部部长高昌礼捕捉到山东东明县开通“148”服务专线电话的信息后,马上着手进行调查研究。这位深谙法律的官员认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经济和利益冲突,实际上都涉及法律问题。而传统的司法行政工作因为是分散作业,难以满足群众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的要求。而荷泽的做法是通过设置“148”协调指挥中心,把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联系在一起,把司法行政各部门的职能有效地联合起来,为群众提供服务,创出一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路子。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的刑法界分

司法实务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法律特征的差异化解读,直接关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圈的大小.司法机关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所确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存在着诸多不同解读,并由此陷入了定性不统一的司法尴尬,解决这一司法困境的出路,或许可以尝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基本特征进行升华解释,廓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内涵.对于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律特征不明显的案件,应在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和犯罪组织的“公开性”程度,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团伙性犯罪的性质差异.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应予以法律确定

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对于具体的监督程序。权限范围等问题法律都未明确规定,这给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这一条规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是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施有效监督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并建议法律对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