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中的事实错误理论研究

事实的错误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错误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相差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日本刑法解释者是怎样平衡司法与立法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即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并对日本的事实错误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解决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评析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是指对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主观意欲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与对象错误相对应的是行为偏差。对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错误即具体的事实错误而言,处理对象错误,法定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处理行为偏差,具体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对于非意欲的结果,不能认为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国外解决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抽象符合说不具有合理性。处理抽象的事实错误,构成要件没有重合部分的,原则上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和过失犯罪的想象竞合,构成要件有重合的部分时,在重合的部分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     

具体的打击错误探析——具体符合说的提倡

对于同一构成要件的打击错误,我国理论上存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两大学说.持法定符合说的学者主张,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虽然与其预想的结果不一致,但是由于共属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仍属于犯罪既遂;而持具体符合说的学者则主张,对于实际造成的结果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应视情况成立想象竞合进行处理.法定符合说或是忽略打击错误的成立前提,或是违反故意认定的基本规则.相较之下,具体符合说恪守责任主义,具有显而易见的科学性.因此,在具体的打击错误问题的处理上,首先要愈加重视打击错误成立的前提并一以贯之,其次提倡具体符合说才更为合理.     

如何认定刑法学上的打击错误——由一起特殊案例引发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运用刑法学上的打击错误理论有利于正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防止放纵犯罪现象的出现.打击错误不同于手段错误、认识错误和因果关系错误.打击错误在学理上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定符合说更加具有合理性,更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     

风险社会下刑法的提前保护

风险社会下,对法益的提前保护成为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探索刑法的提前保护机制有助于明确风险刑法的存在范围。刑法提前保护的内涵包括：刑法提前保护的保护对象是抽象的社会法益;保护方式是对危险的禁止;保护目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对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的判断构成风险刑法归责的主轴;容许危险理论则为风险刑法提供了归责原则,即谁基于自己的自我决定,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谁就应当承担该风险。     

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的选择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与分析,应采取归因与归责的相分离模式,在归因阶段采取条件理论作为判断标准已达成共识,而在归责阶段则主要存在修正的条件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本文认为在归因阶段应采取合法则的条件说,在归责阶段则通过对实行行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等犯罪论理论的运用具体判断是否进行归责。同时认为,应在归因判断时强调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刑法解释的目标选择——主观解释论之提倡

刑法解释从其解释立场或者解释目标来看国外刑法理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折衷论等学说。我国刑法解释解释的目标路径选择，受国外刑法理论的影响，也存在主观解释说、客观解释说和折衷解释说的争论，从我国的法治传统、刑法的实施历史背景、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来看，采取主观解释论的立场则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现实。     

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的选择简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与分析,应采取归因与归责的相分离模式,在归因阶段采取条件理论作为判断标准已达成共识,而在归责阶段则主要存在修正的条件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本文认为在归因阶段应采取合法则的条件说,在归责阶段则通过对实行行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等犯罪论理论的运用具体判断是否进行归责.同时认为,应在归因判断时强调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论金融诈骗罪的事实认识错误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刑法理论不自觉地将认识错误纳入到客观要素中展开讨论,因而形成争论不休的局面。关于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应当主张抽象的法定符合说。在金融诈骗罪中,对同一犯罪的并列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以及对同一犯罪的不同行为类型的认识错误,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对不同犯罪构成之间的认识错误,应在重合的限度内,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     

共同正犯基本问题论要

共同正犯是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定概念,而我国刑法中并无共同正犯的规定,但在理论和实务中却广泛地接受共同正犯的归责原则,即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因而,我国刑法理论中研究共同正犯的概念、共同正犯的法律拟制性、共同正犯的归责原则、共同正犯的本质问题非常必要。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严密金融犯罪刑事法网的学理分析

各国金融刑事立法通过使用堵截构成要件、弹性构成要件、犯罪处罚早期化、增补新罪和提高法定刑等方式严密刑事法网。严密刑事法网利于强化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但容易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产生冲突,从而淡化对个人权益的保障。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罪刑法定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刑法解释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研究更为艰难的原因在于受制于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限制。成文法本身语词的模糊抽象、立法的局限以及刑法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阐释都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性。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与法律解释中的主...     

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理论界在讨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时主要采用两种原则:相关原则和分离原则,这两种原则的纷争背后蕴涵着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刑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在刑法立法中采取相关原则更能彻底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且符合当代刑法的价值取向。     

司法认定中的显形规范与隐形规则——置于罪刑法定制度构造中

司法认定包括对法律的认定与对事实的认定.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司法认定特别是其中的对刑事法律的认定表现出对刑法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巨大期待.这种期待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典编纂的热切和司法办案人员对成文法及所确立的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强烈渴望和绝对的依赖.但是,纯粹的正式规则、显形规范治理的理想主义模式是不存在的.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作同样需要非正式规则、隐形规则的介入,这是由刑法正式规则、显形规范的局限性及法律运作、司法认定的规律所决定的.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