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实现及作用

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分析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实现及作用对准确判断政策分析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促进公共政策分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概念,终极目标,研究方法和角色定位等角度揭示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实现及作用,进而对政策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建议,即:公共政策学科发展应追求实效,追求对实际社会现象的改良效果;坚持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思路,坚持借用并融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要素;应实现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制衡与和谐;应体现公共部门管理的完美等,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学科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骤间的冲突、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和“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 ,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思想是对于其正义理论的完善,其目的在于利用理性引导人们走向公共的善。现代社会对于理性的反叛使得人们陷入多元的、碎片化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在罗尔斯看来,虽然个体差异性加深了社会分歧的程度,但还是可以用公共理性搭建社会基本政治结构,从而维护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社会需要人们建立共识来克服多元文化之间交流障碍,罗尔斯以公共理性为基点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共识生成机制,但是公共理性的限制分离了正义与道德,个体的正义也不能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中寻求支撑。作为道德基础的重叠共识则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个体的行为还是要遵循自身具体的多元价值观念,这导致了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掩盖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世界。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取向

从利益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公共政策三种不同的利益取向,提出公共政策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强调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追求公共精神,促进公共利益.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权衡下的我国公共政策选择——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论述并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主体选择的工具理性偏好,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指出公共政策选择应该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合,呼唤价值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复归。     

公共政策分析视野中的理燃及其矫治

正确理解理性概念的哲学含义及其嬗变,有利于界定理性在公共政策分析视野中的内涵,分析公共政策分析领域过分推崇理性导致的理性迷思,剖析理性迷思的根源,以正确区分超理性与非理性,充分发挥超理性的智慧启迪作用,发挥非理性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实现理性、超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理性迷思的矫治对策。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平探析

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才能使其具有内容上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如果公共政策不维护社会公平,社会成员就会抑制它,公共政策也会失去权威之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整体进步和社会发展.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公民参与范围,强化弱势群体的诉求机制及完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对称平衡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     

幸福理念与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

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幸福问题研究的兴起引发了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思考,效率和公平都是工具性价值范畴,都只是公众实现幸福的手段或方式,二者内在的统一于公众对幸福的追求。将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解公共政策效率和公平取向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的整合。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公共政策失败的一种分析——公共政策“非公共化”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作为政策主体政府的自利性、政策信息的非公共性及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公共政策常背离了其公共性，即“非公共化”。本文认为要从政策体制、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三方面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回归。     

公共政策选择中的价值冲突及其化解途径

公共政策具有多元价值取向。有效的公共政策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多元价值不同向度的要求,以此推动公共利益的完整实现。然而,多元价值彼此冲突的事实却使得公共政策选择经常陷于"悲剧性抉择"的困境之中,公共政策经常要在这些诸"善"中进行排他性选择。如何有效解决因价值冲突而引起的价值适用上的选择困境将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以及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稳固。对公共政策进行价值分析、价值排序、价值妥协,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探析

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其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价值的不和谐,即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和谐,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的断裂;公共政策理性的不和谐,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间的对立;公共政策信息的不和谐,即公共政策信息的政府垄断、单向传播及流通不畅.     

理性与激情的平衡——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

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非常低,这会导致政策合法性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误、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公共权力的异化等问题.而公民的过度参与则极易引发政治动乱,不利于国家稳定,会极大地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给政府和公民带来极高的参与成本;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因而,公民适度参与既可避免支持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的单纯激情,又可避免批判者对公民参与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一致还是冲突：对公共政策理性预设与价值选择的思考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定向中发挥其分析功能,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的冲突性,决定了政策系统中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并非如应然的有序、一致和形成普遍的共识,政策分析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     

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公共政策的价值包括公平、效率、可行性、实践性等,而公平与效率则是其中最基本的价值.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非理性因素

理性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在政策评估中也应该得到贯彻。然而事实是非理性的因素却对评估起着一定影响,这也正是理性评估的缺陷。作为对政策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效果量化的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其评估主体容易受到个人偏好、情感、经验、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政策评估方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相当理性和规范的,但在对成本和收益的量化评估中也难免存在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明确非理性的不足和优点之后,我们应合理利用非理性因素,改进政策评估,确保政策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试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公共性的含义 ,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只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还是仅仅为少数人、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和程度 ,是制定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公共利益是公共权力存在的依归,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传统公共行政体制固有的公共权力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因此,从价值和制度层面来重构现代公共权力,重塑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势在必行。     

有限理性利益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

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是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以有限理性利益人作为公共政策学的人性假设,这既符合人的一般本性,也符合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人的特殊本性,更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地揭示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依据。公共政策行为实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偏好多元性、智能活动有限性和追求满意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逻辑起点、内在结构和研究路径,从而规定了公共政策学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