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优化——以乡镇政府和乡村制度环境的互动为视角

中国的乡镇政府处于乡村制度环境之中,其行为选择是在一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下作出的。在乡镇政府和乡村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乡镇政府对乡村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小,而受乡村制度环境的影响却很深。这说明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具有深刻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根源。优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必须从变革乡村制度环境入手。通过对县乡职能界定、县乡财政体制、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等的变革和完善,乡镇政府机会主义产生的诱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从而促进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优化。     

乡村关系规制语义模糊审视下的乡村民主建设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乡村关系的规制语义过于模糊和原则,常常使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发生角色错位,容易形成一种非正常的、异化的乡村关系。这种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不但致使乡村关系行政化、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虚化日益凸现,而且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直接危及到乡村民主的健康持续发展。当前,推进乡村民主建设的对策在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乡村组织的行为;改革压力型体制,调处乡村关系;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论乡镇行政管理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实现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乡村关系,对推动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制度供给缺失、压力型体制和传统的行政管理惯性是目前影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对接和互动的主要因素。为此,必须改进完善制度,合理划分乡镇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边界,转化乡镇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     

数字技术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执行框架的案例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技术应用对村民参与的促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借鉴技术执行框架,通过一个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数字平台建设中,乡镇政府融合了包括场景映射、技术容纳和便利互动的技术应用创新,以及利益兑现、治理整合和角色归位的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共同面向参与的动力、行动与有效性,构成了按参与“分配”、功能集成,以及权能塑造的村民参与促进机制。作为启示,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当关注数字技术执行阶段,注重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乡镇政府职能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但目前由于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乡镇政府职能与新农村建设关系失调。为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明确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从法律上规范乡镇政府的职责,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     

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难题及对策

从体制变革的视角,可将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分成四个阶段:1979年至1985年破立剧烈的体制大变革时期,1986年至1993年新体制巩固时期,1994年至党的十六大召开体制变革进一步深化时期和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目前也面临不少难题,如县(区)、乡镇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总量不足且供给管理机制存在缺陷,体制内部分组织权力运作失序或异化等.对此,应继续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和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职能;扎实搞好乡村治理工作,使基层行政权力与乡村组织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等.     

依靠乡村治道变革走出"黄宗羲定律"

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困境,而在财政困境中的乡镇政府制度外索取行为表明它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已经发生了断裂,演化为一个既是脱离国家政权又是脱离乡村社会的索取性组织。为了确保税费改革不再次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这是实现乡镇治理模式转换的良好契机。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公信力的重塑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中国乡村在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上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当前乡镇治理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即是乡镇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因此,乡镇政府与农民关系的重建必须首先从提升乡镇政府的公信力着手。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

乡村协商治理理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呼唤,乡村多元社会的关切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表达,村民自治创新的制度供给;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是民主与协商的内在统一,本质是人民民主,特色是农民的平等协商,重点是村民之间的理性包容,途径是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农民权力常态在握,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农村干部腐败变质,培育现代农民公民资格。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经营村庄”: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

在多元激励促使下,"经营村庄"得以出现并成为探析乡镇政府行为特征的重要方面。以动用体制内资源为核心的诸种行政理性行为,构成乡镇政府"经营村庄"的基本手段。相较于"经营企业"和"经营土地",在"经营村庄"中,乡镇政府的经营重心从基层社会转向行政体制内部,并注重对体制内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经营效果上注重推动农村发展中缓解行政压力与满足自利性诉求相统一,上下级政府关系处理上强调对上级政府意志和制度设置的遵从及策略性援引而非突破。乡镇政府"经营村庄"尽管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村庄快速发展,但化解经营风险依靠持续的体制内资源引入,从而加重了体制负担。本文通过对"经营村庄"中乡镇政府行为的分析,拓展了"政权经营者"的角色认知。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

在整个政治社会中,权力却与其本质相分离,被阶级所占有,甚至被私人所窃取,被用来为阶级利益服务和用来谋取私利。这就要求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且,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共行政的发展要求探寻一条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长之路,在行政体制、行政法律和行政道德的互补中,实现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     

乡村振兴战略下就地城镇化发展路径析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具有较好的耦合性,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传承乡土文化、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阶段,就地城镇化存在许多现实藩篱,制度不完善、权责不匹配、产业失衡、利益多元等因素严重阻碍了就地城镇化进一步推进。鉴于此,推进制度改革、优化权责配置、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统筹多元利益就成为推进就地城镇化建设的策略选择。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笔谈七篇)

编者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乡村治理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学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现状与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如何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大变动的时代环境下,结     

我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

我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一是要明确基本理念:乡镇不能实行自治;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不能相互取代;乡镇政府应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导向的管理体制。二是包括的基本内容:合理界定政府行为“坐标”、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权力运行模式变革、体现市场化的治理理念、扶持和壮大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及决策机制要从独断向参与转变等。三是为确保我国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应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和人员;改变乡镇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垄断性;实行公示、招标和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传统制度性资源:价值、困境与转型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少数民族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民族地区形成了丰富的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这些传统制度是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有效地弥补了现代治理制度的不足,促进了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价值。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它也面临着来自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基层权威、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需要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和治理体系的要求,进行现代化转型。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的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正式化建构与非正式化传承、核心功能保持与功能扩展、传统制度与现代正式制度安排、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传承手段等四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