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社会组织化视角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研究

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在改善政府内驱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增强民间动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县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化有利于培育和激发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因子;有利于凝聚和整合分散的个体力量,增强依法行政民间动力的作用效果;有利于扩大民间动力的作用面,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健康均衡发展;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治理结构,强化民间力量对政府的制衡。目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民间动力主要存在动力形态原子化、动力主体行政化、动力资源闲置化和动力输出无序化等问题。从社会组织化的视角分析,增强和改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力培育和促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二是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激发县域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组织化民间动力的有效生成与充分释放;四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稳定与制度创新

政治结构稳定与制度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政治结构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得益于这种政治结构带来的社会安定环境。制度创新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创立适合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的制度,为人们提供新的政治价值认同,促进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平,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相辅相成,既是实现社会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消弭功能、引导功能和塑造功能。     

论政治传播对制度权威的建构

政治传播对制度权威的建构,是指政治传播致力于使一种以抽象的、拟制的制度为对象的认同关系得以实现。政治传播对制度权威建构的路径可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制度层次对民主与法治制度性质的建构,包括对执政者经由民主程序与规则而产生的事实传播、民主与法治价值的建构与传播、程序正义之制度观念的生成;二是在执政者层次对制度有效性的建构,包括对执政者治理有效经验的传播、对制度有效性及其价值的建构与传播、对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之重要性的信念的生成;三是在共同体层次对制度公共性价值的建构,包括民族信念的生成、以民族为凝聚力量对制度公共性的建构、关于"执政者是民族的代表"的定位与传播。该理论模型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制度权威建构的经验检验,具有引领意义。     

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探析：治理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治理和善治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同时,民间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逻辑与创新路径——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是实现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生诉求和维护公众利益。将民生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从民生政治的视域解决当前社会凸显的矛盾和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政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意在:以转变治理理念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目标,以治理制度变革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核心,以治理资源整合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重点,以民权法治化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障。     

民间商会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以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探讨了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结构要素。通过对温州民间商会在自主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资源依赖的分析,揭示了民间商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基本条件。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的制度保障——以个人信用制度研究为视角

诚信作为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行业、每个单位及社会成员的一切社会交往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中。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诚信出现了去"本体论"、"公共性"、"制度性"的新特征,社会转型期及相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为社会诚信对制度的保障提出了需求,作为制度保障的个人信用制度是最基础的保障,然而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通过加强个人信用立法,健全个人信用法律体系;构建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提高个人守信意识;完善配套的制度建设,构建新时期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对于新时期社会诚信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创新逻辑与制度类型学

清单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治理中一种常规化的治理工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领域,对社会治理领域清单制的关注情境主要在农村,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研究表明,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为清单制的介入提供了制度空间,清单对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部门与条块协同、社区减负和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等均具有契合性。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在制度内容方面具有功能边界和功能目标的差异,在制度功能上则具有公平与效率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制度内容与制度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对清单进行类型学框架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单具有治理清晰化的功能诉求,但也存在有限覆盖性和简化治理复杂性等局限。     

谈地方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以嵊州民间工艺美术为例

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美术中群众性最广泛、与社会生活关系最密切、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的代表性文化形态,不同民族和地域都具有其独自的表现题材、艺术方式与审美形态。但20世纪的中国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土生土长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工艺美术成为我们应该思索和考虑的问题。文章以嵊州民间工艺为例,分析了嵊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特点与现状,提出了有关新时期嵊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创新的几点思考。     

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与制度建构

从理论上说,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的定位是促进融资主体、行业组织和商业银行等治理功能的发挥.我国政府在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中存在异位现象,无法有效促进其他主体发挥市场治理的功能.这与法律对政府权力约束不够相关,也与法律对其他市场治理主体的权利保障不力相关.促进政府角色回归需要在制度上加强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并以此理顺政府与其他民间融资市场治理主体的关系.     

社会资本：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以汕头市C村为例

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追入後农业税收时代。大多数乡镇基层政府陷入“财空、责大、权小”的治理困境,其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追一步弱化。因此,如何克服国家制度的有限性,发挥体制外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成了我们研究的课题。汕头市C村农村公共服务的成功做法一政府与社会力量借助社会资本合作互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对其他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软法如何治理——基于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研究

软法能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确立判断软法的复合标准,体现为软法条文的“弱规范性”和软法制定过程的“强协商性”。对2019年-2021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中90个获奖案例的研究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中软法治理的成效和问题并存,需要在中央顶层设计下继续深入实施完善,将政策激励和自发创新结合起来,以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推进软法规范的创新完善,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变迁。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治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村庄政治经济生态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诸如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农村林业生态建设环境得以改善。同时,林改后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了一些新问题:资本上山后引起的林权集中与纠纷、群体性决策失误和农村基层组织面临运转困难等。为此,可以通过推进能人治理与村庄优质社群的并重,构建村庄事务的多中心治理与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村级层面有效实施,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包容性发展。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社会治理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这就决定着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以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初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要看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仍然面临着理念、体制、能力等方面的制约。必须汲取基层探索的实践经验,坚持走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的新路子。     

基层政府治理变迁的制度分析——以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直选为个案

四川省遂宁市中区步云乡于 1998年 12月举行了全国第一例乡长直选 ,本文据此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假设 ,即“双向回应”型制度变迁模型 ,并分析了它的发展基础。认为目前中国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合作创新 ,标明中国的制度变迁正进入上下互动的“双向回应”阶段。直选乡长这一新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使当地公共事物的治理获得了比较有效的“选择性刺激” ,推动了乡域自主治理的进程。当然 ,这一刚刚出现的新生制度还带有特定的脆弱性。     

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对现有文献与实践状况的研究,从社区化、多元化和技术化等三个维度考察了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案例.研究表明,该模式的形成正依赖于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连接.但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影响管理和服务有效性的新问题.这说明,在未能充分动员社会自身的力量和彻底改变社会既定的组织化的形式与结构的情况下,现有的再组织化过程并不能充分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由于社会固有的组织化的形式,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态及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中仍然需要冲破社会原有的组织化的障碍——不只是关涉政府(国家)组织的自我重塑,更为关键的将是社会自身的再组织化的实现.这无疑将会给社会管理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挑战.以再组织化为视角,拓展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