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公民法制观念的影响——“礼治对法制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现代中国公民的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我们,儒家思想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溶入我们的血液,本文旨在指出我国公民重人情、轻法律的现状,揭示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上的影响,及其对这一现象的对策.     

侦查终结的条件及处理方式完善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及处理方式的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是导致公安机关对一些刑事案件无法及时处理,从而造成案件积压和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问题的重要原因.对侦查终结的条件及处理方式进行立法完善的途径有:设定侦查的期限;明确规定对疑案可以撤销;将撤销疑案的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完善对撤销案件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第二,转变的国际观念是否稳固以及稳固的驱动力量是什么;第三,中国国际观念进一步演变的趋势及其影响.本文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基本内涵是融入国际社会.目前,中国的新国际观念正处于巩固阶段,其巩固程度受三个变量的影响:一是改革开放事业创造的巨大利益和带来的社会进步;二是国内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从开放政策中获利的集团支持国际化路线;三是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合作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将会继续朝着认同主导国际规范的方向发展,但其内核中的中国特色也会进一步凸显.和谐世界的理念代表了中国国际观念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观念影响世界.     

论行政责任实现机制(下)--行政责任的调控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的实现机制即表现出不同的结构.行政责任的实现是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调控机制的.从对行政责任进行调控的角度看,可以说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从这三个环节入手,有可能构建一种比较科学的行政责任实现机制.     

20世纪20～30年代女子离婚主动权转变探微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发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婚姻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人数大量增加.原因有三观念的变迁、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家法制的完善.但是女子主动提出离婚还面临诸多障碍.     

谁是《麦克白》中的悲剧主角？——解析麦克白夫人的性别编码

对莎士比亚的名剧之一《麦克白》的评述，都把麦克白当成了悲剧主角。其实，此剧至少还存在另外一个同等让人感慨的悲剧主角，即无名无姓的麦克白夫人。麦克白夫人的悲剧，并不是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她个人的野心以及她渴望成为一个男人所引起的。麦克白夫人的悲剧根源在于她的性别角色：妻子。她的所谓的“野心”和覆灭都归结于一个字：爱，即由对丈夫的爱走向爱的失落。一直被千夫所指的麦克白夫人，实际上是男权文化的牺牲品，是男人权利斗争的血腥历史中的一个替罪羊。     

试解马克思“8倍于本人劳动”的论述——关于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中资本家界定标准的思考

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8倍于本人劳动"的论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事关社会主义国家制定非公经济相关政策.其实,重要的不是数量移植,而是提供了界定的方法论.今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需要界定私营企业,就要研究这一论述.通过运用比较的、历史的、逻辑的、数理的、语言的多种方法加以解读.     

关于“和谐公安”及其运行机制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给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大责任和更重任务."和谐公安"理念的提出正是回应现实需求与公安发展规律的优先选择,体现了新时期人民公安工作的重要特征.为此,公安系统必须以维护社会和自身的和谐为工作的目的和宗旨,从进一步提高"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和切实改进公安队伍的结构等方面着手,努力构建和谐的公安队伍和公安体系.     

借鉴有益经验，加强对国有权力的监督

公共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应当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但公共权力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滥用．甚至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义必将影响政府的威信，削弱其合法性，甚至使政府垮台。所以，反腐倡廉始终是各同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调解、和谐、美——文化视野中的调解制度之构建

从文化学的视角看,调解根深蒂固的原因一是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民族性的;二是人类对和谐的追求,这是世界性的;三是对人性美的呼唤,这是普适性的.调解建构中现存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文化概念的混淆,文化生活的变化,文化心理的影响,一方面是对调解本身的理解缺乏周全的通盘考虑;另一方面是制度设计与当下的形势不合拍."美在和谐"的命题启示我们,在调解制度的建构上,应谨守和谐情怀去设计调解制度,按照"美的规则"去建构调解文化.现实生活中应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分析现代社会形势,顺应民心民情,批判吸收国外ADR的经验,对调解规范化、制度化、人性化、细致化、具体化,实现传统固有的社会规范上升为现代的法律规范,依靠法律,形成新的社会规范.     

马克思时间观视域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探析

马克思的时间观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具有永恒价值。在新时代,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重要契机。马克思的时间观在为新时代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物化劳动时间影响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知,自由时间的异化扭曲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真,虚拟时间弱化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同。因此,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应把握时间的属人本质,强化美好生活的人格世界;突显时间的价值特性,规范美好生活的应然世界;转化时间的现实意义,打开美好生活的本然世界。     

论电子证据时间鉴定的科学基础

电子证据时间鉴定是判断电子证据所记录时间信息是否受到篡改的一种专门性活动。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其科学性颇有疑问。信息转移原理和信息系统理论认为,篡改电子证据的时间必然会引发信息转移现象,必然会破坏其时间体系的内在关联。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指它与时代同步、与实践同进的理论品质。辩证的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性前提 ;实践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现实动力 ;批判的本质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行政起诉期限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现行行政起诉期限制度存在的问题有:规则内容不明确,规则之间的内容相互冲突,基本制度明显不健全,立法不完善。应从建立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能充分实现的基本起诉期限制度,建立最长期限制度,合理衔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与起诉期限,以及确立期限中断和延长制度这四个方面来完善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     

论丢失枪支不报罪之限制处罚范围要素

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危害行为是过失导致枪支丢失,而不是丢失枪支后不及时报告;不及时报告与严重后果之间并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它既不是危害行为也不是危害结果,而只是一种限制处罚范围之要素;判断是否“及时报告”应着眼于客观上是否在危害后果发生之前的合理时间内报告,而与行为人何时明知或应知枪支丢失没有关系。     

时间在法律上的意义

时间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畴,也是社会科学上的范畴。世间一切时间的变化,都导致法律的变化。时间在法律中无所不在,尤其在规范普通生活的法律中,时间限度与时间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着法律的合理性。法律与时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如此不可分离,研究时间在法律上的意义,具有重要的法学研究价值。     

论达米特的时间哲学

时间哲学是达米特哲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从因果关系上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意向作为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键,提出了一种“唯一关于过去的反实在论”。这种反实在论主张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满于传统逻辑中的二值原则和真值条件语义学,试图以直觉主义逻辑和模态语义学解释时间问题,也就是试图摧毁在时间问题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论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本文讨论现代性时间意识的古代根源,将其追溯到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形成了现代思想所秉承的主体时间意识.本文指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尽管都讨论时间,却是出于不同的考虑.普罗提诺是第一个讨论时间内意识的思想家,然而他的目的是解构时间观念对于灵魂的羁绊;奥古斯丁紧承普罗提诺,在论述上也模仿普罗提诺,但他认为时间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时间与存在无法分离.如果说普罗提诺试图透过讨论时间以拯救古典的理念世界,那么奥古斯丁却从普罗提诺的讨论里看到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拯救现象的不可能性.     

论执行DSB建议和裁决的合理期限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 ,有关成员方应当立即执行DSB建议和裁决 ,但是如果立即执行不可行的话 ,有关成员可以要求在一合理期限内执行。根据DSU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确定合理期限有三种方法 :有关成员提议的并获DSB批准、双方协议确定和仲裁确定 ,其中以仲裁程序确定合理期限尤为重要     

羁押视角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

审限问题，既传统又现代，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比较法视角。传统是因为审限制度可上溯至唐代，而经过历史大浪淘沙至今仍然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可表明其具有现代性。纵览其他国家刑事诉讼法，虽鲜有规定审限制度的，但却存在与我国审限制度功能相类似的快速审理制度。近年来，由于超期羁押和刑事审判压力双重作用，刑事一审审限制度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保留论者和废除论者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但综观研究成果，均将审限制度的研究局限在法院审理阶段，没有从刑事诉讼的整体出发推动审限制度的改革。本文从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和刑事诉讼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出发，以羁押为视角，分四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指出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第二部分指出羁押的存在使刑事一审审限的存在成为必要；第三部分介绍当前相关改革建议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刑事诉讼整体结构下的刑事一审审限制度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