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国际习惯法刍论

对于特殊国际习惯法,国内文献目前殊少论及。有关国际法学者的学说理论和司法判例,一再确认了特殊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存在。相对于一般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言,特殊国际习惯法在概念、成因、条件、效力范围、举证责任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论习惯法中的法的确信

在大陆法的习惯→习惯法的跨越中,法的确信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的确信的核心在于阐释人们遵守习惯规范的义务感的来源问题.据此,当法官发现相关共同体的人们就某问题上存在义务观念时,便可以判断存在某种习惯规范.在现代语境下,将习惯变成习惯法的并非是公众对习惯的法的确信,法官的造法权力才是习惯变成法律的核心...     

国际习惯法在英国的适用问题研究

在国际法渊源体系中,国际习惯法是最古老、最主要的渊源之一。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最早于英国出现。英国作为普通法（判例法）国家,判例是英国法的重要渊源。文章以英国法院的实践为线索,通过评析相关重要案例,阐述国际习惯法如何在英国适用的问题。     

习惯法的地位

习惯法不同于习惯,也不同于民间法,只是民间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不同,习惯法的地位也不同。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取得了国家法的地位,但这里的习惯法不是指作为规范的习惯法,而是作为待证事实存在。作为辅助地位的习惯法是国家法的补充,与国家法并行不悖,但一般存在于法的放任性调整领域。还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战胜了国家法的强制禁止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强势与习惯法的优先适用不同。但是面对这种强势的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冲突,人们应该如何选择却是一种困惑。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晚近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之反思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就我国当前状况而言,备而不用和备而少用仍是应坚持的死刑立法改革路径。《刑法修正案(九)》之后的死刑立法改革不能避重就轻,应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而非减少死刑罪名之上,尤其是应当针对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多用、滥用的死刑罪名进行改革。其中,毒品犯罪应尽快取消死刑。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主持人手记] 文本面目的法律是否必然表现为实践面目的法律?这在十余年前的国人心目中,或许是一个相当荒诞的问题:实践面目的法律如果不表达文本面目的法律,还能呈现为何种面目?难道除了文本的法律,还有文本外的法律不成?这问题即使搁在今天,习惯了以文本面目呈现的国家法律来说事的人们,仍然可能要费些周章.原因何在?因为在法理上,我们经过长期耳濡目染,业已形成了一种新传统、新习惯,那就是国家法律之外,概无其他法律.     

死刑悖论

本文认为中国刑法一直存在着死刑悖论。旧的悖论见于1979年《刑法》第四十六条,新的悖论见于1997年修订《刑法》第五十条。二者有关。死刑悖论证明了现实法律解释中的不正当态度和不正当方法。法律解释的功能失灵,影响到新的立法继续出现漏洞。死刑悖论也说明了法律逻辑学及其法律逻辑学专家应当受到重视。     

论习惯法规则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习惯法规则作为国际法的渊源在国际法所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发展尤为兴旺,因为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尤为依靠国家实践——而此恰是习惯法规则的构成要素。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依赖于习惯法规则,而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习惯法规则较条约法规则更具优势。对于我国南海问题的解决,习惯法规则亦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从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看中国死刑限制制度的历史

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改革是保障人权的体现,同时,从中国死刑限制的历史来看,又是中国古代慎刑恤杀的死刑限制法律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刑罚人道主义与我国死刑废止

死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刑法问题之一,而其受到诘难的重要理由在于其反人道性。本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线和评判标准,从刑罚人道主义、死刑的一般预防目的、刑罚的人道关怀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逐一考察并得出基本结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死刑的适用超过了罪与刑的相当性,一般预防不应成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更不应成为我国适用死刑的理由;减少乃至废止死刑的适用是刑罚人道关怀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有逐出刑罚体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国际习惯法在我国入宪探讨

由于历史、政治、效力、认识等原因,国际习惯法在我国宪法中缺失,但无论从法理因素还是从现实状况来探讨,国际习惯法都有在我国入宪的必要性。国际习惯法的效力问题非国际法问题而是国内法问题,这可以从一些典型国家的做法中看出。国际习惯法在我国入宪应采取并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对于其在国内法中的效力应看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死刑正当法律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对死刑犯的法律程序保障在辩护制度、二审及复核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完善死刑正当法律程序应实行强制性的上诉制度;合理设计死刑复核程序;完善死刑案件的证据制度和证明标准;给予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最充分的法律救济;完善死刑执行程序。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简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大量法律文本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和刑法制定、修改方式有关.在法律中频繁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权受损,刑法保障作用的缺失和刑法本身的频繁修改,不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一致.因此,应谨慎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打破以刑法修正案作为刑法唯一修改方式的做法,建立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分级审查机制,修改法律时注意刑事责任条款与刑法的协调互动,建立集中规定刑事责任声明条款.     

秦律死刑方式浅窥——以睡虎地秦简资料为考察中心

文章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等简牍为考察中心,结合传世典籍,重新理清秦时的法律制度。以死刑为例,研究发现秦律的死刑以“殊死”作为分类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殊死”的腰斩和枭首;一类是“非殊死”的磔与弃市等死刑。     

国内法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关系

国际商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学科,一般认为其渊源是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对国内法是否为国际商法的渊源问题,理论界的论著不多,且存在分歧。     

论刑法作为宪法的罚则及二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关于宪法和刑法关系的表述,是一种基于宪法文本的解读,没有论及当前的法律设计是否合理。宪法是法律世界的统领,为个人权利对抗刑罚权力提供平台,形成对刑法审视,并且贯穿定罪和量刑两大根本领域。具体而言,对宪法秩序的破坏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指针和标准;只有宪法才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因此,刑法是宪法的一种罚则,宪法在由精神、原则和规范所组成的框架内指引着刑法的创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