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品未知使用权的转让与许可

随着作品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如何对待版权转让与许可中的"未知使用权"日益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对此,全球范围内大体有三种处理方式,分别是对作品未知使用权的禁止转让(或许可)、推定不转让(或不许可)以及推定转让(或许可).我国目前立法上采用明示主义,将未明确约定的权利推定为未转让或未许可;但实务上有承认一揽子转让或许可协议之效力的做法.在合同解释上,应当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出发点,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转让或许可的内容包括不可预见的使用方式,否则应当从严解释.     

版权证券化中的版权及相关权利转让问题研究

版权证券化是版权生产募集资金的新形式.版权证券化区别于传统融资方式之处在于其以独立的版权资产信用而非企业信用作为发行证券的基础,为了使版权资产与发起人自身的风险隔离,发起人需将版权及其相关权利转让给特定目的机构.因此研究版权证券化中的版权及相关权利转让法律问题对版权证券化的成败至关重要,我国著作权法等法律并非为版权证券化而设,相关制度还需完善.     

国际版权贸易中国际私法问题的评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化交往的加强,知识对逐渐成为影响各国综合国力的主导性因素和发展第一推动力,使得版权从传统的文化领域进入到了国际贸易领域,世界各国之间的版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由此而产生的版权纠纷不断。如何运用法律规范保护版权贸易的顺利进行和版权纠纷的合理解决,已成为当前国际私法的迫切任务。     

论我国版权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

知识经济背景下,版权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它对我国版权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要求.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存在以下不足:著作权法对向外转让或许可版权缺少明确规定;它规定版权转让或许可合同的具体内容,在逻辑上存在不足;上位法有关版权贸易规定的缺失,使下位法规定不一,立法依据不足;版权贸易由多部门分散管理,不利于其发展.为促使版权贸易健康稳步发展,应在著作权法中对对外转让或许可著作权作出规定,对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作出原则性规定,而将其合同具体内容调整至合同法中;同时考虑到版权贸易的特殊性,应突出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版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国外简讯

iPhone商标侵权纠纷和解,Google在比利时被判侵犯版权,英国一项里程碑式商标裁决被推翻     

论中国版权间接责任制度的建立--兼论网络服务商责任制度的完善

我国版权法中明确将作品的众多利用方式,例如复制、传播和改编等等,列举为版权人的专有权利范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且没有法律豁免,对版权作品实施了专有权利范围内的行为,就会构成直接侵犯版权。但是,版权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此。有些当事人虽然没有亲自从事复制、传播或改编等直接侵权行为,但是由于他们与直接侵权行为或者直接侵权人的关系,也应当对直接侵权行为承担一定法律责任,这就是侵犯版权的间接责任或者称为问接侵权。根据国际版权界主流观点,间接责任主要包括辅助侵权和转承责任两种形式:辅助侵权是指当事人在知道或有理由知道直     

浅议电子图书馆版权保护

新型电子图书馆在当今社会被广泛运用,在促进电子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对电子图书馆版权的保护问题。实践中,因为电子图书馆相关的版权问题,引起诸多纠纷,使图书馆不能够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只有正确面对电子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遵守国内法律和国际公约的前提下,解决电子图书馆版权问题,使现代图书馆能够更好的为读者提供服务。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若干问题研究

引言1997年前后,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冲突,尤其是商标权与版权的冲突,曾一度引起法学界的重视。不过当时人们所高度关注的一些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如“武松打虎图”版权纠纷和“三毛漫画”版权纠纷所     

《生日快乐歌》归谁所有？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报道，《生日快乐歌》这首全球最知名的歌曲引发了纠纷。一家名为“早安你好”的制片公司将歌曲版权方华纳音乐公司告上法庭，声称华纳方不应拥有歌曲版权，并需退回之前收取的数百万美元的授权费。     

对版权转让中的版权卖绝问题和如何保护作者权利的机制的构思

2001年修定的《著作权法》将著作财产权转让制度确定了下来,但是新的著作权法并没有禁止版权卖绝,这和我国目前的国情并不相适应,而且也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那么,在禁止卖绝版权的前提下,在转让著作权的过程中应当建立怎样的机制呢?本文认为应当运用商业运作机制,建立集代理全部著作财产权于一身的版权代理机构代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以保护作者的权利。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