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复仇犯罪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种观念渊源于何时,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说,这种观念不但古已有之,而且在现今社会,在人们的内心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应该是不会错的.当一个人杀了别人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应该一命抵一命,特别是当其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时,社会舆论总是群情激愤,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激愤的舆论往往最终影响,甚至是决定着司法审判的结果.当我们透过这种激愤的情结来探求其心理本源时,可以发现,其实质是一种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复仇"观的显现.     

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浅谈怎样当好司法所长

在建立服务型的社会中,笔者认为:司法所长这个“芝麻绿豆官”应展现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魅力,方能带好队、领好班。一、得人心是司法所长的立足基础     

做人做官做律师

中国是个官本位意识很浓的国度。自古以来在民与官之间，为官者受人看重，那是因为做官的人毕竟少数，且手中有权，多数人只能终生为民。古时的官，通常被称作“老爷”；现在的官，则时尚地被称为“公仆”。古时的官，除了世袭和册封之外，多数系科举制度的产物，重的是才；现在的官，除了政治条件之外，还要经过组织的考察和群众的推荐，要求德才兼备。古时的好官，崇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代的好官，强调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印象最深、最典型的就是焦裕禄了。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清代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播弄乡愚，在查拿违禁讼师的同时，创设了官代书制度。官代书的设立是州县司法制度的-项改革，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官方，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中，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与讼师无别而被取缔。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司法权威视野下我国法官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一切社会改革都是以人为基础的改革。司法改革也必须以有一个优秀的法官群体为前提。在司法改革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大量的法官流失和司法权威的日渐式微，告诉我们必须关注、关心最基础的对象——法官。本文从一个法官的视角解析当前法官群体职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困惑、困境，探讨中国现实语境下如何破解法官困境，构建合理司法体制的可行性及现实路径。     

公正司法 积极推进司法改革

一、公正司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是国家活动的重要形式社会是人们依照一定的规则和关系而组成的群体，“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任何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都必然要求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均应服从于这种由一定生产方式决定着的规则和秩序，这就是社会调整。司法作为社会调整的符殊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氏族社会，不存在国家及其司法活动，那时“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     

一个网络时代仍然需要财神爷

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普遍贫寒的时候，财神爷的位置就会很高，这个时候没有钱的人固然希望能得钱，创业的人希望生意成功，就是已经初步有点商业成功的人也是希望财神爷能给个稳定的保障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

“认真对待法律的空间性”是《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的作者提出的一个命题。法律空间性的含义可以从“城市——乡村”、“国家——社会”、“西方——中国”三个视角来阐释，这种阐释立足于真实生活，对于法理学研究而言，这种立足真实生活的民众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中国法理学寻找个性化的话语，努力让法学言说更加靠近社会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语境中进取性社会利益及司法保护——“彭宇案”引发的思考

建设和谐社会,既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法律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但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人们需要秩序,也希望人与人之间在遵守秩序的前提下充满爱心和信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后者作为一种进取性社会利益也应该成为法官自由心证、自由裁量与利益衡量的重要依据。     

陈世美原是清官

《铡美案》说的是陈世美的故事，家喻户晓。戏剧中的陈世美是个不折不扣的坏男人，但现实生活中的陈世美不仅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为政清廉的好官。只因为官期间得罪了人。才被恶意丑化。所以，《铡美案》的故事情节纯属虚构。     

好官刘存喜

“好官”刘存喜悄悄地走了。他走的这一天，天上飘舞着洁白的雪花，遮天盖地。人们含泪说：这雪是给存喜下的。 　　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宣传， 2000多人从渭南的四面八方赶来，冒着大雪为刘存喜送葬。“好官走了，我们来送送……” 　　一个小小的税务官竟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带着疑虑，我们走访了刘存喜身边的人。 刘大妈万分怀念地说：“虽然我儿子没活过我，但他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他是为别人活的，为社会活的！” 　　在西安市西稍门王家巷一栋老式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刘存喜的父母。屋里摆设简陋，窗户用纸糊着，在寒风中仍能…     

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

语言与词汇是一个时代风尚的真实记录。“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宋代社会私有制深入发展和利益多元化在司法上的必然反映,所彰显的是:宋代社会“好讼”之风的形成及宋代司法传统由伦理型向知识型的转变。     

当官与做人做事

做官必须先学会做人、做事。做人是根本．做事是基础．做官是职责。做什么样的人，当什么样的官，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不是一个小问题。当一个人民满意的好官，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做人．脚踏实地地干事．清清白白地为官。     

做人与做官

日前，重温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感到特别亲切，并从中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益和启迪。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文章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好人并不容易，特别是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肖军说过一句话：“好人不见得是好官，但好官必须首先是好人。”领导者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踏踏实实地为民办事。“与人共其乐，人必忧其忧。”凡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为官者，无不受到人民真诚的爱戴。焦裕禄在兰考带病治沙，孔繁森心系藏胞脱贫，…     

经典名句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辨明，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人治），这总是限止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应该承认邦国必须设置若干职官，必须有人执政，但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是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     

法院名称重构

当前，司法改革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然而，法院名称的合理性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司法改革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似乎法院名称是一个无关司法体制改革宗旨的“小问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笔者认为，法院名称是一种最形象、最直观且最具有隐喻色彩的司法符号，这种符号逼真地折射和映照出其所蕴含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传统，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程度的最显著标志。占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法院名称这种司法符号的象征意义无论如何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国法院名称的官方表述（按地位高低）…     

法本体论问题阐释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西方还是中国的法哲学家，都不满足于仅仅看到一个个法律文本、看到法律被适用、看到一个个的司法判决。他们要探求具体的法现象背O及其中的普遍意义，探求法律彼岸的理想和价值。这种无穷无尽的追溯源于法哲学家的一种使命感：正因为他生活在繁多芜杂的法现象世界，他渴望探求某种超越法律现实的东西；正因为他身处个别法现象之中，他热切探求某种普遍的东西；正因为他体验到法现象的无穷变化，他亟欲探求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法哲学家们的形而上情结。但是，也正因为这种情结，有些法哲学家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     

传媒与司法的博弈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逐渐成熟起来的权力类型，成为社会普通民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都具有社会职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传媒是一柄“双刃剑”，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坚持公正廉洁司法 全提升司法公信

公正廉洁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人民法院履行好司法审判职责的基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扎实开展以公正廉洁司法为核心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花大力气、下硬功夫解决制约公正廉洁司法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司法能力、司法水平和司法公信力。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审“两院”专项报告并出台决议——公正司法促稳定 反腐肃贪倡清廉

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的重大任务，是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保障。人民群众希望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更希望通过依法严惩有效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保障社会稳定。与刑事审判工作一样，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的还有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呼唤加大反腐力度，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