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卖淫行为的特征研究

90年代中后期,卖淫嫖娼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本调查结果认为:1、经济和情感是本次调查对象实施卖淫行为的主要动力与获得.2、在社会发展和流动的背景下,婚姻和家庭的约束机制已明显弱化.某些调查对象甚至把卖淫行为作为其承担婚姻家庭责任的手段.3、卖淫亚文化迅速成长,成为支撑女性卖淫行为的价值观.4、以打击和惩处为目的收容教养,基本上不能承担“教育”的职能,也使得卖淫行为得以持续进行.     

试论卖淫产生的原因、危害及综合治理

所谓卖淫是指妇女以营利为目的,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为代价,来换取钱财和物品的行为。卖淫是女性中一种特有的违法犯罪行为,近几年来,卖淫这一沉渣又再度泛起,甚嚣尘上,损害了妇女的人格形象。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尚,危害着社会秩序,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那些丧失人格、国格向外国人进行卖淫的行为,更是严重地损伤了国家和民族的声誉。本文拟就卖淫的原因、危害及其综合治理谈一些看法:     

卖淫女的心理分析及社会救助

卖淫虽不属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但它的违法性却不容置疑，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而当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卖淫女所占比例不大。很多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不同动机的卖淫女存在不同的心理认识。政府对卖淫的行为采取一味的打压，收效甚微，要使她们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应从社会及心理两方面对其进行救助。     

非典型性服务行为之司法认定和法律应对

非典型性服务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中“卖淫行为”,存在单纯行政不法说和完全刑事不法说两种不同观点,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认定标准不一、判罚对立等问题.刑法中“卖淫行为”的认定,应采取“粘膜接触+性疾病传染”标准,兼具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双重视角.既要在立法上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又要在司法上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维护好社会的管理秩序.     

试论我国刑法第358条的立法缺陷

刑法第358条规定了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弊端:一是把强迫卖淫的行为作为组织卖淫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致使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难以区分;二是强迫卖淫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组织卖淫的社会危害性,应适当提高其法定刑;三是将强奸后逼迫卖淫的行为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重情节,不适用数罪并罚,这不利于打击犯罪;四是组织卖淫罪完全可以涵盖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单独设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名没有必要。所以应对刑法第358条进行修改完善,以利于打击犯罪。     

农村女性卖淫罪错现象浅析

卖淫是社会病态的一面，它与赌博、吸毒现象成为三大社会公害，并且严重困绕着政府对社会有效的综合治理。旧中国，卖淫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延续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的，但主要原因应归罪于旧制度对卖淫行为的放任或认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破旧立新、除恶务尽，将那些寄生于旧制度的卖淫、赌博、吸毒等行为予以坚决的。摒弃和有力打击，使这些遗毒千百年的社会病态得到根本的治理。。然而，近些年来卖淫现象又死灰复燃，遍及各地，并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它严重地污染了社会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     

再议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

卖淫、嫖娼行为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具有"性服务"与钱财的直接交易性、卖淫、嫖娼者关系的不特定性、行为主体的一般性、性行为的不正当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卖淫、嫖娼行为也存在既遂、未遂的问题,处罚中要加以区分,同时要对卖淫、嫖娼行为与拉客招嫖行为进行界别。     

警惕我国出现“红灯区”

卖淫嫖娼问题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联合国曾在1949年12月2日通过《禁止人口买卖及剥削他人卖淫之公约》,明确提出禁止卖淫等问题。条约提出:“签约国须针对任何有关卖淫者及被怀疑为卖淫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废止。”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国家或签约国都遵循这一重要的国际禁娼公约。许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台适用这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就显得十分紧迫。从司法实务层面，分析了应当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举证责任、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主体和程序等问题。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