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解放初期,顺昌境内大小股匪约21股,绝大部份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继续与人民为敌。其中最大的一股则是金璋琳股匪。1949年7月1日,全璋琳在洋墩蔡坑山中纠集20余顽匪头组成“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自封副司令兼参谋长(省军统头子王调勋为司令)。1950年3月“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改称“闽浙赣前线特击司令部”。王调勋仍为司令,全璋琳、胥澄冶(原国民党南平专署保安副司令)为副司令。司令部     

“万人坑”的历史真相——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赣抚大地上的一次历史惨案

1927年12月下旬,在抚州崇仁县巴山镇南阜山麓左道旁边,突然树了一座牌坊,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赣东匪冢”。在牌坊的正中,竖着一块石质巨碑,巨碑上刻着一篇《匪冢记》。这篇《匪冢记》上有这么几句话:“有匪司令邓克中、匪旅长孙荣光、匪团长卫德标、李瑞暨营连长五十余人,匪卒五百人,杨师长如轩奉军长命来崇,诱匪于县署,聚而歼之”;“聚葬匪尸五百五十余具于邑之南阜山麓,筑冢竖碑”。《匪冢记》落款为:国民革命第九军工兵营营长孙绍虞书,崇仁县县长彭承苞撰。可是广大百姓却把这个被国民党称为“匪冢”的地方叫做“万人坑”。因为国民党歪…     

陇上廉吏“杨佛”

甘肃秦安县人杨于果，因其廉洁爱民，人称“杨佛”。杨于果于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考取进士，进入吏部待选。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杨于果被任命为湖北长阳县知县，任内节俭自励，寓精察于浑厚，不以衙门作风欺压百姓，很受群众欢迎。任枝江知县时，明察秋毫，排除阻力，以事实定案，释放因“教匪”案而被诬告受陷害入狱百姓３００多人。任南漳、枣阳知县时，恰逢湖北总督吴熊光、大学士松筠先后在南漳驻兵，杨于果向吴熊光阐述自己治兵方略和养民、富民之道，吴熊光听后高兴地赞叹道：“吾抚豫时，早知此间有君，保尚郁郁耶！”…     

藏匿15年的土匪夫妇被歼记

北湖匪影 1964年8月26日,湘西永顺县车坪公社北湖大队。清晨,薄雾笼罩着的土家寨子,忽然,一群猎狗“汪汪”地叫着,簇拥着5个孩子冲出了山寨。喧哗声打破了山寨的宁静,惊起了林中的小鸟……这5人中,两个伢儿显得格外兴奋,蹦蹦跳跳地跑在最前面。年龄     

且去武陵寻仙源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日，湖南革大湘西联谊会的１０多位老同志要登天门山。这些七八十岁的革命老人，都为解放湘西，建设湘西立过功，作过贡献，这一次，算是故地重游。“金婚之旅”在祭坛前面的停车坪，大家下了车。中共湘西州委老顾问、湖南革大校友联谊会赴张家界校友团团长杨国湘把大家招呼在一起：“我在车上已经吟好了一首诗，我先来一首。”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把手中的拐杖放在车边，凝聚眼神吟起诗来：“蒙蒙烟雨上天门，驾雾腾云削壁行，公路奇观堪推首，空中艺苑自然成。”早在１９８５年，杨国湘在州里的一次旅游开发座谈会上讲话…     

关于何叔衡牺牲的时间问题

中央红军长征后,1935年2月,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张亮、周月林等人一起,从瑞金出发,经闽西转移去上海。途经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时,遭敌包围。一些史料及回忆录认为,何叔衡于2月24日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根据我们征集到的原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团向上司的报告,何叔衡牺牲的时间应为1935年2月26日。该十四团团长钟绍蔡向驻龙岩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请求给奖的电文中写道:“2月26日水口之役击毙何叔衡”。在另一份呈文中写道:“2月24日,职率五个中队搜剿汀江两岸散匪。25日宿营水口。26日午,据当地民众报告,水口以下五里之露沄,有匪百余渡河。职即令第二大队长李玉率五六特务三中队前往围剿”。此外,钟绍蔡在写给驻闽第二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呈文也说是“2月26日水口之役”。钟绍蔡的报告还写道:“……该匪已渡过露法以东约五里许之高山,据险顽抗,     

莱芜决战的台前幕后

1947年2月20日晚至23日下午5时,经三昼夜激战,华东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等将官19人,击毙第七十七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第十五师少将副师长梁化中.     

奇袭龙岩城——电视剧本《赤魂》节选

1 龙岩县城。杂乱的街道上几名脏兮兮的报童在高声叫卖报纸:“卖报、卖报、《星光报》、《闽西日报》……”2 “悦来”酒楼。“来,买一份报。”范老板丢几枚铜板在柜台上,报童给他递上了一张报纸。“闽西共匪已被肃清.共匪头目邱某被击毙,委员长南京发来贺电,本邑军民不日将召开祝捷大会……”     

中国大陆剿匪的最后一仗

剿灭土匪，人们都知道这是建国初期的事。十多年之后，即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６日，中央军委发言人郑重宣布：中国大陆最后两个匪首被歼灭。这是怎么回事呢？追寻遥远的记忆，历史的烟云中又一次再现了武陵山区剿匪的画面。解放初期的湘西，土匪“多如牛毛”，我剿匪部队在湘西民众的紧密配合下，历时年余，终于歼灭了几个暂编师的土匪，最后只剩下土匪女司令田妹和她的男人———副司令覃国卿不知去向。田妹名叫田玉莲，桑植县利福塔人。她身材比一般的女子粗壮，年轻时长相有几分姿色：一双凤眼，圆圆有脸盘上泛着红晕，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盘了…     

构建机关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思考

1927年12月下旬,在抚州崇仁县巴山镇南阜山麓左道旁边,突然树了一座牌坊,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赣东匪冢".在牌坊的正中,竖着一块石质巨碑,巨碑上刻着一篇<匪冢记>.这篇<匪冢记>上有这么几句话:"有匪司令邓克中、匪旅长孙荣光、匪团长卫德标、李瑞暨营连长五十余人,匪卒五百人,杨师长如轩奉军长命来崇,诱匪于县署,聚而歼之";"聚葬匪尸五百五十余具于邑之南阜山麓,筑冢竖碑".     

打造大湘西国家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战略构想

加快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确定为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重点，成为省委省政府推进“四个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大湘西地区人民群众的深切期待。大湘西地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探索建立国家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从官员青睐“匪态”说起

最近,在宁夏灵武县,有一件事 引起当地群众强烈反应:一些乡镇干 部外出考察之际,在旅游景点客串 “湘西土匪”,还将现场表演的“乌龙 山土匪”现代版制作成了光盘,人手 一份。在该光盘下半段里,镜头转换 成了乌龙山上的“乌龙寨”。一个袒 胸露怀、摇摇晃晃、丑态百出、身着土 匪装的男子出现了:他腰里别着枪, 挥舞着胳膊,随后陆续出现了两个男 “土匪”和两个女“特务”。令很多人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特务” 竟然是宁夏灵武的领导干部。     

信息短波

3月8日,平和县举行纪念“平和暴动”70周年大会。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原省政协主席伍洪祥、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熊兆仁、原省军区副司令李德安等革命前辈,漳州市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以及曾经在平和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专家学者、平和县干部职     

四民兵击毙左建堂

《东北日报》1947年8月5日报道：“阿城小岭区民兵击毙巨匪左建堂，松江省府军区特予嘉奖”。阿城小岭区新兴屯四民兵将顽匪新编27军副军长兼79师师长左建堂击毙（松江省残存之最大匪首）。消息传来，人人称快。松江省政府主席特拨奖金五万元奖励小岭区民兵。省军区司令部也通令嘉奖。原文如下：“阿城小岭区民兵，坚决执行军区司令部挖匪根命令，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击毙顽匪新编二十七军副军长兼七十九师师长左建堂，     

1927至1931年湘西特委简况

一九二七年五月常德“敬日事变”后,湘西各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到八月底,才在常德(六百人)、澧县(百人)、临澧(六十人)、桃源(五十人)恢复组织关系,南县、益阳、汉寿、石门、华容等县恢复组织的人数不会超过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湖南组织报告”九月五日)。省委在恢复各地党组织时,曾有组织常德特委的计划,但没有实现。直到十一月七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新省委及特委干部分配的通知》(全字通告第一号)记载:“湘西特委     

生态保护引领扶贫开发的成功实践——解读湘西州的“绿色崛起”

车出长沙，一路向西，过资江越沅水，进入武陵山区，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绿色的田园如同画卷般展开。“绿色湘西”为这块神秘的少数民族世居地增添了厚实的生态底色。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扶贫开发要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记者在湘西采访了解到，发展绿色产业、保护蓝天碧水、建设生态湘西，已经成为湘西扶贫开发的战略选择，湘西的青山绿水有望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打造“大湘西”绿色走廊

说起湘西,人们熟悉的是充满奇异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土家山歌、奇峰异岭,美丽的张家界渐渐被世界认同后,人们心目中的湘西又扩大了许多。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出台后,湖南的“大湘西”到底包括哪些地方?“大湘西”的家底到底有多少?与全省平均水平比,“大湘西”究竟存在哪些差距?怎样创造条件去追赶?这些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心,也为支持“大湘西”发展的热心人士所关注。美丽富饶的“大湘西”历史上的“湘西”主要指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我省将怀化市及邵阳市的洞口县、绥宁县、城步县、武冈市、隆回县、新宁县也…     

中共湘西特委创建初期的三次会议

1927年10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进行自“马日事变”以来的第三次改组,成立了以王戶为书记的新省委,同时决定成立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湘西特委和中共湘西南特委,指定省委原书记彭公达为中共湘西特委书记。     

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作为“新历史小说”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

一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作品,往往以某些土匪或类似土匪的人物行为为描写内容,写他们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把它们总称为“匪行小说”。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它的确形成了某种不大不小的“热度”,成为一些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家对人性与文化进行深入探求的一个特殊的视角,它所负载的文化意识、审美趣味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匪行小说”在新时期的产生基本上可以说是从莫言1986年的《红高梁家族》开始的。作家对其中主人公“爷爷”徐占鳌的匪行事迹的描述不但没有导致一个传统的故事模式,而且在其美学特质与价值评判上也把人们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余占鳌身上,“匪性”成为其人性和生命力的基本特征与必然表达,其出生入死、纵身于红高粱密林“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英雄行为与匪行特质已经完全以二元复合的形式重叠于一起,互为依     

一个严重的 历史误会

1949年10月17日,《新湖南报》第一版显要位置报道了一则消息:“人民解放军于十一日歼灭白崇禧匪军主力四个师后,十二、十三两日内,在邵阳以西石下江一带,歼灭匪黄杰兵团所部十四军六十二师全部,俘匪师长夏日长以下二千七百余名。”这在当时,确实是来自前线的一条重要新闻,然而它却铸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