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不能适应法制行政与人权保障的时代需求,本文力图从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定位的角度,梳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比较大陆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提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     

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问题

特别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 ,其法律救济主要是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原则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谈判、调解及仲裁等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主要指根据“重要性理论”和正当程序原则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司法救济。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监控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虽然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使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合适的规定，但也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及腐败的滋生。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加和行政管理专业性的增强，立法机关无力对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详尽的规定，可以而且应当赋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既然在现代行政不得不在实体上赋予政府以强大权力的情形下．那么对这种权力的制约在更大的程度上必须诉诸于程序，     

论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形成机制

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研究渐渐引人关注，本文通过封中外大学权力理论谱系的分析，重新建耩了基于社会契约论和权力让渡理论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主要来源于学术权力、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政党权力）的让渡，这些权力通过政治上的博弈最终形成一股合力，支配大学组织行政职权体系的构成和运行；而大学行政权力属于衍生权力，它是对这股政治合力的执行，其具体表现为行政职权。     

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依法行政的重要基础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法制建设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基础,是依法行政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主要包括完善行政组织法,使行政权力机构的产生、组成有法可依;制定行政编制法,使行政权力机关在机构设置和规模控制上有法可依;制定行政程序法,使行政权力在具体运作上有法可依;制定公务员法,使行政权力机关在自身内部人事管理上有法可依.     

健全行政程序制度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一、现代行政程序制度规制下的依法行政就行政管理本身而言,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一方作为管理者而存在,拥有强大的行政权,而另一方则作为管理相对人而存在。行政机关可以单方作出意思表示,而且拥有强制执行权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显然,在传统行政权本身已经拥有足够权力和权威的情况下,行政法律当今的任务不应当仅仅在于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更应当在于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为行政权的行使设置必要的规则和严格的程序,确定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制度及违法行政的救济措施,从而从法律上保障公民、法…     

公开行政公共信息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开行政公共信息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主要内容，也是ＷＴＯ透明度原则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偏重保护行政机关取得、占有公共信息的权力，而忽视了强调行政机关公开公共信息的义务。重视研究行政机关公开公共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对于保障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健全和完善公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推进依法治国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行政机关公共信息公开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关系公开行政机关公共信息，是指行政机关主动或根据申请，向社会公布与行…     

完善中国案卷排他规则的思考

公正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目标,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行为,因此也应当以实现公正为目标。行政行为既要追求实体公正,也要追求程序公正。为了使行政行为的结果更具有权威性,更易于人们接受,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公正。案卷排他规则是保障行政程序公正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已经确立了案卷排他规则,但中国的案卷排他规则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行政公职人员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行政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可以体现为行政主体的组成人员、外部相对人和内部相对人。在完善我国行政公职人员的权利保护机制方面,应汲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完善行政公职人员权利保护机制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是完善系统内的权利保护机制,主要是完善申诉制度和内部行政决定的程序;一方面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论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的监督,不是一般的民主监督,而是法律监督。它是行政相对人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实施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进行的监督,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利己性和软弱性等特点。根据“公民权利制衡行政权力”的原理,可以充分运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现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目前,亟需通过全面提高监督主体的法律意识、大力完善与行政相对人监督相关的法律制度和逐步健全行政相对人监督机制等,来完善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监督。     

行政问责制中主客体关系的平衡——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问题,二者关系的平衡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整体运行效果至关重要.对行政问责主客体平衡问题的考察,可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视角展开,行政问责主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是行政问责主客体之间通过以行政责任为具体内容的政治契约或管理契约,在委托一代理式的良性互动中共同保证行政责任有效实现的机制.正是公民-政府、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行政领导-一般公务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失衡导致了行政问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失衡.对此,可从规范问责主体与客体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作为委托者的问责主体对于作为代理者的问责客体进行问责的有力依据、有效途径和有利环境,来实现行政问责主客体关系的平衡,进而促进行政问责制臻于完善.     

行政权力的扩张与监督

行政权力是维护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保障。在现代社会中 ,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这种扩张又是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但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也会给公民、法人的权益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国家有关机关应当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与制约。     

再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中国行政法学界有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已经从原来百花齐放的局面逐步集中到控权和平衡两种理论上来。前者认为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的法律,而后者则主张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自身的权利义务互相平衡。然而考虑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的互动关系、行政权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和潜在危害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控权论更为适合目前中国的国情。     

论行政权力运行与行政道德规范

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一切行政活动的实施都是通过行政权力运行实现的。行政权力运行实质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运作和行使行政权力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道德风尚的好坏，行政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行政权力目标的...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根据法治的要求,国家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行为时,如果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则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以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我国有关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没有完全排除等,因此我国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浅议行政诉讼中的合理性审查

在行政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般没有争议,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则一直有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均是行政法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性是对合法性的延伸和补充,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审查是行政法制原则的基本要求。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性进行审查可以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促进行政机关严格执法,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而且,从诉讼发展趋势看,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都进行司法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权审查其合法性而不考虑在法律范围内如何进行更为适当、更为合理,不足以规范行政权的先例,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害仍得不到相应的补救。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行政诉讼只能是合法性审查,这一特点是由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所决定的。在我国,行政权以及司法权都由权力机关的权力派生,受国家权力机关制约,二者彼此独立,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只是由于行政诉讼法的特别授权,司法权才能通过自身的运用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因而,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只能限于合法性,否则,国家职能分工和平衡状态将被打破。裁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属于审判权范围,行政行为在法律范围内如何进行更为适当的行政法律最有经验,对法律问题最能作出正确评价,而行政机关长期进行行政活动,对行政管理最为熟悉和最具有行政管理知识,对在法律范围内如何实施行政行为更为适当、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最有经验,因此,合法性问题应交由人民法院解决,适当性问题留给行政机关解决。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模式的选择与论证

行政程序法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以行政权力的运行为规范对象,外部行政程序为主要内容,规定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体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本文主要论述行政程序法在世界范围內得到兴起并掀起法典化热潮的趋势下对已提到议事日程的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与目标模式的选择,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时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与目标模式的选择进行论证,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谈谈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权问题

“行政诉讼法”于去年10月1日起实施。实施本法的实际工作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后,如何确定和实行对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的追偿权?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追偿权的发生。 “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该行政机关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据此可见,行政机关的追偿权是和行政赔偿     

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问题分析

理想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运行结构应当是一种均衡化的结构。但由于我国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均衡、利益关系主导行政权力等原因。现实中的行政权力格局仍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加剧了行政权力的异化与失范，更增加了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