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过程中的民意分析

民意在刑事政策过程的作用实质上是公民政治参与在刑事政策领域的表现。刑事政策的制定需要民意基础,刑事政策的执行需要民意推动,刑事政策的评估需要民意参与,刑事政策的调整需要民意根据。但是民意有着天然的缺陷,需要靠精英意见来甄别、整合、安抚和引导。只有坚持以民意为主,精英意见为辅,民意才能够在刑事政策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作用,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开封市政协主动解决民意“被代表”问题

12月8日,开封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几天来的提案督察,使委员们不无感慨：“强化重点提案的民意基础,将提案办理由对提案人负责变为对民意的尊重,这是今年提案工作的最大亮点,不但密切了政协与各界群众的联系,而且强化了政府工作中的民意表达。”他们认为,市政协主动解决民意“被代表”问题,抓住了当前政协提案工作的根本。     

回应与互动：公安执法应对民意的程序设计

现代法治语境下公安执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公安执法正义反映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意。这就要求公安执法积极关注民意,正确回应民意,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法律、认同执法结果,实现公安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面对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新需求,公安机关必须坚持能动执法,在处理执法与民意的关系时,既要保证民意能够被反映到公安执法中来,又要把握好民意对公安执法介入的限度。民意进入公安执法的程序设计和完善应该从社会民众的执法参与程序、媒体舆论与公安执法的互动程序及以法制化的程序设置拓宽公众舆论平台等方面进行。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兼谈刑法学者的责任

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刑法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来探讨死刑问题。民意曾经对国外废除死刑现状不屑一顾，但在面对引渡本国外逃罪犯问题时，却迎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尴尬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仍保留死刑，外国拒绝将这些人引渡回我国受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刑法学者应承担起引导民意的责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寻求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李天来在2012年9月3日《学习时报》撰文《寻求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民意可以通过对司法的参与和监督表达自己的意愿并进而影响司法。而一个良好的司法体系必须通过正当程序体现民意。民意参与司法是实现司法民主化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化的一项理想制度．它开通了非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审判的通道，并使民意最终在个案判决中得以体现。     

台湾县市民调之虚实

在台湾岛内名目繁多的民意调查中,有一类较为特殊,就是主流媒体以各县市为对象所做的调查。这类民意调查虽与其它民调一样存在一定偏差,但仍可大致真实地反映当下各县市民众对施政状况的满意度。这不仅有助督促各县市行政团队改善施政,反映岛内各政党民意基础的消长情况,还能为外界观察各县市经济发展和民意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主要调查机构及其评价体系目前台湾岛内针对各县市施政状况进行满意度调查的媒体主要有＂两刊两报＂,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病毒”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互联网颠覆性地开创了一个时代。互联网民意在敏感案件中异化为"民意病毒",其干预司法的现象日益突出。针对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司法机关若想引导民意,克服"民意病毒"的蔓延,就要设立网络交互机制,发挥自由裁量权并重视群众朴素的正义感,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指引公民建立法律信仰,树立司法公信力。     

死刑、民意与死刑减少的路径

要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废除死刑,法律家试图绕开民意是做不到的,或者指望政治家毕其功于一役降低民意也是做不到的。死刑与民意的问题仍然会纠葛民众与法律家很久。     

新论集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宪政之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     

人民至上，让警务围着民意转

一、必须把敬畏民意、人民至匕作为职业信仰、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耍在心灵深处解决“为了谁”的问题，真正把以人为本内化予心。湖州公安机关构建民意导向型警务新模式，酋先强调的就是要对民意有敬畏之心。我们从加强公安文化建设入手。坚持不懈培育和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奉献”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论“台独”的非法性

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客观事实,而且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所以,在法律层面,“台独”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在法理层面,“台独”违背中国历史事实;在意志层面,“台独”缺乏真实民意基础。     

司法公信力的形塑：民意弥合与裁判说理

司法公信力的本质在于公众自发地信服与认可司法过程和结果。过度放大司法公开、公众参与的作用容易逾越法治的形式,在实质上以情理代替法理。司法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职业化是提升司法质量与效率的必然,过分强调"融情于法"存在异化为"迎合民意"的危险,会加剧司法公信力的式微。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指导性案例制度分别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起到倒逼和激励作用,但可能加剧防卫型司法现象。舆论狂欢的反面往往是以法官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集体性失语。司法公信力的形塑应当从对民意的迎合走向对民意的弥合,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裁判文书的法律说理与逻辑推演,使正义被看见。     

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现实困境及法理破解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和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试论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正>所谓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一方面,就执政党来说,其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符合民意,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其执政理     

创新形式提高代表的“知民度”

充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创新代表工作方式,拓展代表工作途径,努力提高代表的"知民度",搭建起了代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使"民意收集及表达的渠道更加通畅、代表履职的效果更加明显、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民意基础更为坚实",这是黄石市黄石港区人大常委会在代表工作中确定的目标。近两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创新代表工作方式,拓展代表工     

依法治国中的政治与法律伦理北大核心CSSCI

依法治国应以政治和法律伦理为基础。古代国家强调政治的伦理性,近代西方产生国家非伦理化观念,而中国则一直坚持政治伦理传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和法律伦理建设。加强立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正义性,使制度和法律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加强行政与司法伦理建设,必须强调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正确认识行政手段的功利化以及隐蔽性非道德行为,调整政绩评价取向。     

闭会期间履职忙

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代表民意、反映民愿、为民请命,是人大代表义不容辞的职责。尽管各级人大代表均为兼职代表,但法律规定代表无论是在大会期间还是在闭会期间都必须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也就是说,人大代表是"全天候"代表,应依据法律赋予的     

充分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制度平台,也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法定的权力机关,又是民意机关,与人民群众具有天然的血脉联系,保证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民意最充分地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效表达,是地方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大的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自觉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处处体现＂民意＂,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以民意为动力,各项工作的成效必须具有广泛而雄厚的民意支撑。     

台湾政党政治生态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理念和岛内民众对国家统一认知的分析 ,认为台湾的政党政治生态给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进程带来重大变数。由于政党政治以民意为依归 ,民意基础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岛内执政党推行何种路线 ,因此 ,大陆在对台政策取向上需要因应岛内情势的变化作出调整。从台湾政党政治下朝野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可知 ,我们的重点应当明确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或争取台湾民众。